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的礼炮仍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时，站在城楼西侧的周恩来悄悄把目光投向身旁的朱德，两位并肩走过烽火岁月的老战友相视一笑。这一刹那，很少有人会想到，27年后，他们的告别竟是在八宝山那一抔余烬之前。历史有时像急流，转瞬就把人推到生死两岸。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北京，冬晨的光线苍白。北京医院305病房内，周恩来心电图上的波纹归于平直。医疗组成员本能地抢救，可心脏依旧沉默。守在门外的邓颖超听见仪器停止的哔声，轻轻合上双眼。十分钟后，汪东兴拨通电话，向中南海汇报：“总理走了。”消息被层层封存，但空气里已隐隐透出悲怆。
同一天傍晚，康克清刚结束会见外宾，回到住所。她握住朱德的手，低声道：“恩来病情恶化，医生尽力了。”话说一半，收音机里突然插播哀乐：“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不幸逝世。”朱德手臂一抖，军帽落地。他弯腰去捡，却站不直了。那一刻，屋内死寂，只剩老人喃喃自语：“怎么这么快……”随后，他跌坐沙发，短促的抽泣像钝刀子，一点点割裂岁月沉淀下来的坚忍。
9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决定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医院举行遗体告别。考虑朱德体弱，专门安排他11日中午最后一个进场，免受长时间站立之苦。朱德却坚持：“我要穿军装去，必须敬个礼。”夜里，他让警卫找出那套已经多年未穿的旧军装，又吩咐女儿朱敏：“把肩章熨平整，别让褶皱丢了咱们军人的脸。”言罢，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用微不可闻的声线补一句：“也别让恩来看见我狼狈。”
11日上午，天空飘起细雪。朱德在警卫搀扶下抵达北京医院灵堂。厅内花海簇拥，素帷低垂，周恩来躺在水晶棺中，面色安详。朱德摘下军帽，右手抬到眉梢——标准的军礼，他保持十余秒，肩膀却开始颤抖，泪水划过深深的皱纹。旁边的警卫听见他喃喃一句：“走好，老伙计。”
敬礼完成，他并未转身离开，而是靠近棺边。那条早已缝补多次的灰色毛毯，此刻叠放在周恩来脚边——正是当年他递给周恩来又被周恩来返还的那件旧物。两位老人曾说好有朝一日要一起把毛毯送进博物馆，谁料先后走到了生命尽头。朱德伸手轻抚毯角，像是再抚一段岁月。
十二点整，工作人员轻声提醒：“朱老总，该休息了。”他迟迟未动，眼睛仍盯着周恩来面庞。足足又过半分钟，他才转身，脚下踉跄。门口的寒风迎面扑来，他拢了拢大衣，似乎怕那一点冷气吹到里面的周恩来。
下午三时，灵车驶向八宝山。车窗外，上百万人自发站满长安街，两侧堆积的白菊把柏油路映得惨白。汽车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像鼓点，伴着人群压抑不住的抽泣。一个赤脚少年高举纸板，上书“总理走好”。他挤在人群最前，却始终没有喊出一句话，仿佛怕惊扰车内沉睡的人。
朱德没有力气随车同行。回到官园病舍，他坐在藤椅里盯着窗外灰蒙天色。随行医生劝他用餐，他摆手：“吃不下。”整整三天，他只靠少量牛奶维系体力。骨灰安放的消息传来时，他合掌低头，嘴里一遍遍重复：“恩来安了，我也能放心。”
可他终究没真正放心。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追悼会，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宣读悼词时，哽咽到无声。朱德想去，却在起身时双腿打颤，站立不稳。医护人员搀着，他依旧坚持：“哪怕坐着，也该去。”最终，他在病床前打开电视，注视着银幕。镜头里，厚重的黑纱、白花、低沉的哀乐，与床侧那身仍未脱下的军装一一呼应。
之后的日子，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桌上摊着的卷宗一页未翻。康克清劝他：“身体要紧。”朱德抬眼望向窗外，声音沙哑：“从南昌到长征，再到京西，他一直扛着，没倒下。现在，我也得撑着。”可身体有自己的节奏，6月下旬，他在一次会见归来后高烧不退。住进医院的第三天，他已无法行走，却仍嘱咐秘书把那顶敬过礼的军帽放在枕边。
7月6日凌晨，朱德的呼吸断断续续。守在床旁的医生准备输氧，他摆了摆手，示意女儿朱敏把毛毯轻轻盖在他胸口。昏沉中，他似乎回到1922年的柏林小屋，看见年轻的自己推门而入，对着同样年轻的周恩来朗声道：“我们是来找共产党的！”画面一闪，他微微一笑，合上双眼，生命的指针停在90岁那一刻。
同年9月9日，毛泽东离去。自此，三位并肩闯荡近半个世纪的巨人，在同一年相继谢幕。对于无数曾在街头目送灵车远去的普通人来说，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落下帷幕，余辉却长留人间。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战功与政绩，还有战火中递来的一条毛毯，一个相视一笑的眼神，一场迟到却庄严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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