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台海危机，我军一位少将向台方泄密：大陆打的是空包弹|副司令|台方|导弹|少将|少康|我军|空包弹

1996年3月5日清晨，东海上空云层低垂，北部战区某雷达站的屏幕上一串光点正迅速向台湾海峡方向移动。值班军官下意识捏紧了耳机，他知道，代号“96－B” 的实兵演练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却不知道，这场关乎民族尊严的较量里，机密正在暗处悄然外泄。

那一年的春天，本应平静的海峡被一枚枚“东风”激起了波涛。此前的1995年末，台岛方面高调操作“李登辉赴美”闹剧，大陆继而宣布分三批实施导弹发射与实弹射击演习，意在告诉外界：分裂不得人心。然而，军事动作尚未全部展开，李登辉却抢先对媒体宣称：“北京只是在吓唬人，他们用的是空包弹。”信心满满的口吻，背后分明暗示——台北握有一手“内幕资料”。外交和安全部门立刻警觉：是谁在对岸递出了钥匙？

破案的线索并非来自前线，而是源于一次不起眼的行踪排查。国安系统发现，早在演习前几周，北京、广州等地的电话与加密传真出现异常呼叫，且信号尖锐集中指向台北情报站。进一步深挖后，一张隐秘多年的谍网缓缓露出水面，核心人物赫然包含两名身居高位的现役军官——少将刘连昆与大校邵正宗。

故事要从七年前说起。1989年深秋，北京会议室的落地窗外梧桐叶纷纷，时任总后军械部工厂管理局局长的邵正宗接待了一位自称想“合作办厂”的台商张志鹏。几次觥筹交错后，张志鹏看准了这位局长敏锐的“生财之道”，借口海外投资奉上厚礼。邵正宗本就操心退休生活，一番斟酌后打开了心门。台湾情报部门在内部给他取了个代号——“少康一号”。

台谍头目们很快发现，仅靠一名临近退役的老局长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更高层的耳目。邵正宗想到了老友刘连昆。后者当时已是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官至少将。遗憾的是，这位出身军工技术系统的将领在1988年因经济问题被通报，仕途自此按下暂停键。郁郁不得志加剧了他对组织的不满，也让他成了“最易突破的那一道门”。

1992年初，珠江边的一间小茶楼里，邵正宗把台方承诺写在烟盒背面递给朋友：“每月三千五美金，情报一份一价，外加‘退役后出国养老’的保障。”刘连昆沉默片刻，只丢下一句：“人往高处走，这账我认。”从那天起，他成为密写文件中的“少康二号”，而那枚“钥匙”也被对岸悄悄握紧。

接下来几年，刘连昆的“效率”令台湾情报部门大感惊喜。会议记录，他用袖珍录音笔扣在军帽里；作战方案，他深夜复印后用快递暗号寄往香港中转点。据后来审讯材料统计，1992年至1995年，他先后交出涉及战区兵力部署、后勤补给、导弹试射参数等情报数十件，所获报酬逾二十万美元。对方甚至授予他一枚金灿灿的“少将军衔”徽章，象征对“友军”的礼遇。

最致命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11月。中央军委召开机密会议，决定1996年3月的东部战区演习中只发射无战斗部的导弹，以示克制。这一消息，被刘连昆以录音带和手写摘录的方式送往香港九龙塘的某邮箱。三个月后，李登辉便在电视镜头前用自信的笑容宣称“对大陆导弹参数了如指掌”，进一步壮胆“台独”选举。可以说，台海紧张气氛陡升，刘连昆功不可没。

然而，越是嚣张的自信，越容易露出破绽。李登辉多次公开谈及导弹落点与战斗部参数，细节之精准，令北京反谍部门几乎立刻锁定信息来源只可能出在掌握核心火箭军数据的极少数将领之中。调查员们悄悄查验通信记录，监控可疑账户，一张蛛网渐成形。1997年春，邵正宗的妻子以“投资房产”为由，将大额外汇转出内地，资金流向新加坡；而刘连昆的子女在香港新购置物业也被掌握。线索条条指向同一件事：叛国利益交易。

1999年5月，审查风暴悄然掀开。刘连昆在家中被带走的那晚，只说了一句：“我这辈子走错一步，剩下的全毁了。”同日，邵正宗在西山疗养院心脏骤停，被紧急送医后仍难逃法网。两人受审时，面对证据，曾对办案人员嗫嚅：“只是想找条后路。”他们没想到，所谓后路，早被对岸在消息走漏之时就顺手抹去。

台军情局内部后来披露，被称为“镇山之宝”的“少康计划”至此宣告破产。十余年苦心经营，只为换得几份情报，却在关键时刻因情报泄露过于露骨而功亏一篑。岛内媒体痛斥情报部门“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两岸军情战线却从此开始了更严密的博弈。

回到1996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海峡对峙，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如果演习真被对手准确把握，万一敌方遂行误判，战火极可能升级。从军史角度看，“空包弹”决策本是政治与军事双重考量下的克制示范，却因为叛徒的存在，差点演变成严重的战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