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八月的开城会场闷热得令人窒息。谈判桌上，乔冠华放下翻得卷边的文件，望着对面神情僵硬的美方代表，心里却浮现出北京西花厅那盏通宵不熄的灯光。那里站着的，是他最信赖的主心骨——周恩来。
时针拨回到一九三八年春天。彼时二十五岁的乔冠华仍叫“乔木”，在香港《时事晚报》写社论。他一口气写了五十余万字，文锋凛冽，讥讽侵略、剖析时局，纸面像锋刃。文章传到延安后，毛泽东说“有千军万马之势”，周恩来则评：“此人可用。”一句“可用”，为乔冠华日后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
同年冬天，他通过廖承志把入党申请转到中共中央。批示上出现周恩来的字迹：“批准一个乔冠华，可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那是乔冠华第一次感受“被看见”的力量，也第一次为一个从未谋面的长者心生敬慕。
一九四二年，他终于在重庆桂园与周恩来握手相见。总理笑意温和：“在香港写得好，也累坏了吧？先把胃病养好，再谈工作。”出乎意料的亲切，把乔冠华心底多年漂泊的不安瞬间抚平。自那以后，这个年轻学子把全部锋芒都汇入总理指示的方向。
很快，《新华日报》为他开辟专栏，《群众》月刊交由他主笔。笔端的山呼海啸与座谈会里的从容沉稳形成奇妙反差，周恩来却说：“文笔犀利，口才还要磨练。”于是，大小外事场合，总能见到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小伙子站在总理身后，默记每一句谈判要点。
同一时期，另一位才气横溢的女性走进周公馆——英文秘书龚澎。燕京大学高材生，发言干脆利落，笑容里带着光。乔冠华被她吸引，却不敢贸然开口；龚澎赏识他，同样心怀忐忑。两颗心保持着“学术距离”，任旁人急得直跺脚。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不打算让这场好姻缘被耽搁。他把两人叫到书房，语气半真半戏：“你们打算把这股暧昧传到联合国去吗？”屋里静得能听见秒针跳动。乔冠华摸口袋想抽烟，抬眼见桌牌写着“请勿吸烟”，只好僵在原地。龚澎轻咳一声，低低答：“我们听组织安排。”总理哈哈大笑：“这里禁烟不禁婚，抓紧办手续吧。”几周后，小两口在曾家岩五十号的阁楼里点起红烛，从此琴瑟和鸣。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被提为新闻司副司长，不久成副外长。朝鲜战争爆发，他奉命与李克农赴朝谈判。出发那天，周恩来只说了八个字：“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过。”字简意深。谈判桌上，乔冠华多次与敌军代表针锋相对，对方惊叹这位东方学者“像剑又似绵”，难以招架。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他给远在北京的总理拍电报：“任务毕，其心安。”
七十年代初，国际棋局骤变。中美破冰的第一响枪声在北京响起。基辛格前脚走，尼克松后脚到。三大分歧死结难解，乔冠华胸中点墨却架不住对手的诡谲。深夜二时，他推开中南海书房的门，低声道：“总理，公报还卡在台湾问题。”周恩来抬头放下文件，说了句：“主次分开，底线不让，其他可以周旋。”寥寥数语，为乔冠华点亮明灯。次日凌晨，他与基辛格对案疾书，《上海公报》终在闪光灯下付梓，打开了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窗口。
正因如此，当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病房的心电监护归零，乔冠华心中那盏“大灯”瞬间熄灭。灵车缓缓驶出解放军总医院，长安街两旁成了泪海。乔冠华跟随至八宝山，整个人趴在漆黑灵柩上，哽咽的话语断断续续：“总理……让我当您的孩子……送您走完这段路……”他知道，这一声“父亲”，来得晚，却发自肺腑。
邓颖超在一旁抹泪，没有阻拦。周恩来与她一生无子，许多青年外交官便成了他们最骄傲的“孩子”。乔冠华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也是最深知总理苦心的那个人。从“乔木”到“乔的笑”，从香港滩头的笔墨横飞到联合国大厅的雷霆一笑，每一步都镌刻着周恩来沉静而坚定的扶持。
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两人更多相处的光阴。周恩来离世一年后，乔冠华亦因风云变幻淡出政坛，晚年尝以毛笔写下“江山如此多娇”自勉。提笔的手或许早已不若当年稳健，但那股胆识与气势仍在。人们说，周恩来为国家挑灯至最后一刻，乔冠华则用余生守着那一盏灯留下的温度。仔细想来，这句“我做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并非一时悲恸的失态，而是战火、外交、情谊交织后最朴素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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