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的一纸“违宪”，把长和集团在运河两端近30年的港口运营推向了悬崖。2月4日，长和公司开始仲裁，随后中方发出强硬信号，表示如果对方不回头，将会付出政治和经济上的“双倍代价”。
港口不同于普通的码头，运河两边的泊位犹如门轴，掌管着门轴的人可以控制全球航运的大动脉。长和在当地有很深的根基，对于航道、季节调度、班轮排期等方面很了解。一纸违宪，市场就会想到三件事：合同稳定、投资安全边界、大得多的一只手，这只手在舆论中被点名很多次。
美国一直都有意于西半球的控制，“夺回巴拿马运河”的口号时有耳闻，施压、表态、“感到鼓舞”的用词也常常出现。马士基曾经拥有美国军事海运承包资格，并且曾经参与过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场的物资运输工作。如果临时接管被类似的公司接管的话，那么运河就会向军事控制的方向前进一步。达尔文港的争议也常常被拿来比较，“安全审查”越来越严格，“港口去中资化”的说法也刺耳，传递的信息就是：围堵升级，打击要害。
在长和走仲裁的时候非常重要：企业选择走法理的途径，回归合同条款，不被舆论裹挟。港口特许经营合同一般会规定仲裁地、适用法以及赔偿办法，国际投资协定也可能给予上位保护。仲裁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套用时间、证据和成本来安排的程序，它等于是给市场一个提示，规则依然存在，法治不能被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
中方的强硬态度也是规则的一方面，对外投资不是单打独斗，国家信用和企业信用相联。“双倍代价”不是情绪，而是清单：政治上双边关系淡薄、合作项目停止、国际场合互助减少；经济上货运、航线、投资变化、资金与订单避开不确定节点。
信用是最宝贵的资产，一旦被打上“易变”的标签，就很难洗白了，更为现实的是，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主要使用者之一，贸易流向可以分流，航线可以重新绘制。秘鲁钱凯港为备选枢纽，如果和周边港口、铁路配合使用，可以接卸一定量的太平洋方向的货物。布局要基建、通关、海事服务配套，一旦跑通，巴拿马就会感觉货流“降温”。
最困难的是“谁会履行”，港口特许为跨政府、跨周期的长约，在政权更迭的情况下仍然具有价值。对于巴拿马来说，目前有“政治顺风”，但是长期失衡会暴露出问题来：运河的效率需要依靠经验以及系统的调度，而临时接管缺少磨合期，风险也会提高；当客户的预期变得“不确定”时，船公司就会增加冗余和费用，最终损害收入和口碑。
中方的反制措施不只一个：供应链卡点、关键材料配额、产业政策的增减，都可以起到牵制作用；稀土常常被提到，其实是在影响高端制造；贸易与投资结构上的改变，也可以把对方短时期的得分变成长远的经济亏损。
这回不是看谁吵得厉害，而是看谁守约、谁算账，谁能给市场十年二十年的确定性，谁就握有通向全球的门票。对外不怕，规则可以据理力争，权益按照程序拿回来，必要时候让对方觉得代价；对内企业要认清全球化风险敞口，找到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交集，不要把自己变成孤军。
港口属于国之重器的范畴，把握不好分寸的话迟早要吃苦头，如果巴拿马一意孤行，那么它付出的不仅仅是短期的声音，还有信用、客户以及收入的连锁效应。中方的“最后警告”不是一种说辞，而是一张账单的预告。回头路仍然在，停下了争夺，回到合同和程序中，用公开透明的方式解决问题，让市场看到你仍然在信规则，这比任何政治口号都要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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