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贵州，空气里不光有山雨欲来的潮气，还飘着一股火药味。
那年夏天，滇黔公路上，一辆抛锚的军用卡车堵住了路。
一个年轻的少校军官正满头大汗地弯腰修车，周围的士兵帮着打下手。
这本是乱世里再寻常不过的一幕，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直到一列黑色轿车驶来，停在了卡车后头。
车上下来的人，是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
他没问车为什么坏，也没问修了多久。
他只是看了一眼那个埋头苦干的少校，然后对身边的卫兵偏了偏头。
枪声响了，很干脆。少校倒在自己还没修好的车轮边，血混着地上的泥。
车队绕过尸体，继续前行，仿佛只是碾过了一块挡路的石头。
这件事，在当时的贵阳城里，像一颗投入水潭的石子，荡开的涟漪却无声无息。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对刘伯龙来说，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要说刘伯龙这个人，就得提一提他的出身。
贵州龙里本地人，黄埔三期毕业，后来去了日本学步兵。
这些履历听着光鲜，但他真正发迹的地方，却不是在战场，而是在军统前身“别动总队”。
他是创始人康泽的心腹，当过参谋长，代理过总队长。
在特务系统里泡久了的人，身上总有股味道。
他们习惯用最直接的法子解决问题，而最直接的法子，通常就是枪。
在刘伯龙眼里，规矩就是他自己，他的枪口朝向谁，谁就是坏了规矩。
1949年他到贵州当军长，这套行事风格也带了过来。
蒋介石派他来，是想让他当一根钉子，牢牢钉在西南这块最后的版图上。
刘伯龙也确实把自己当成了钉子，只不过他砸向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身边的人。
三月份，他毙了一个副官。
那副官跟了他几年，没什么大错，只是向刘伯龙的妹妹提了亲。
这在刘伯龙看来，就是一种冒犯。
他觉得一个下属，竟敢觊觎自己的家族，是典型的没摆正位置。
于是，连个像样的理由都懒得找，人就没了。
军部后院，草席一卷，这事就算过去了。
没过两个月，五月份，又轮到他的秘书。
秘书是个记者出身的年轻人，许是哪次开会时多说了两句，被刘伯龙怀疑往外泄露了军机。
没有审问，没有对质，人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有人说，尸体被扔进了南明河。
自那以后，军部里的人说话都只敢用半口气，生怕哪句话就成了自己的墓志铭。
刘伯龙用这两条人命，在八十九军里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红线。
这条线内，他是绝对的主宰，不容任何人挑战，甚至不容任何人让他感到一丝不快。
他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
六月公路上那声枪响，不过是这条红线的再次确认。
那个被打死的少校，是国防部派驻在地方保安团的军官，也是黄埔毕业生，算起来还是刘伯龙的学弟。
他那天运气不好，车坏在了路上，更不巧的是，挡了刘伯龙的道。
这事传到省主席谷正伦的耳朵里，他气得够呛。
谷正伦是贵州的老牌将领，当过宪兵司令，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把刘伯龙叫到办公室，据说桌子拍得砰砰响，质问他为何在公路上滥杀军官。
刘伯龙站得笔直，军靴后跟一碰，回了句，“报告主席，耽误军机，理当就地正法。”
一句话，就把谷正伦噎了回去。
谷正伦心里明镜似的，刘伯龙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中央军的嫡系，自己这个地方省主席，名头好听，实则动不了他。
刘伯龙刚到贵州，就一封电报告到南京，说谷正伦私通桂系，差点让老蒋扒了他的皮。
这梁子，早就结下了。
谷正伦的桌子拍得再响，也响不过刘伯龙腰间那把枪。
地方上更是没人敢吱声。
镇宁县长接到报告，只含糊地回了句，“军方的事，地方上管不了。”
然后就把电话线拔了，生怕再多听一个字。
于是，整个贵州就出现了这么一幅怪诞的景象，省主席在办公室里生闷气，县太爷在家装聋作哑，而八十九军的军车在公路上横冲直撞，地方部队见了都得赶紧靠边。
刘伯龙用那个少校的血，给贵州所有的本土势力画了一条“停车线”。
谁敢越线，下场自己掂量。
时间走到十一月，解放军的炮声已经离贵阳不远了。
谷正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想让贵阳城毁于战火，就请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卢焘。
卢焘，在贵州百姓口中，都尊称一声“卢公”。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是护国战争时期的名将，当过省长，在贵州地面上，无论是哪派势力，都得给他几分薄面。
谷正伦希望卢公出面主持“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稳住局面，和平过渡。
卢焘答应了。他公开主张，识时务者为俊杰，百姓要的是安稳，不该再打内战。
这话传到刘伯龙耳朵里，就变了味。
在他听来，“和平过渡”四个字，就等于“通共”。
他自己是靠清党起家的，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更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地盘上有人唱反调。
蒋介石的一封密电拍来，更是给了他动手除掉卢焘的“尚方宝剑”。
十一月十四日，刘伯龙派人把卢焘从家里骗了出来，说是商量要事。
汽车没有开往军部，而是径直驶向了城郊的二桥转弯塘。
车一停，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这位手无寸铁的老人。
卢焘的死，像一阵寒风，吹遍了贵阳城。
茶馆里没人说话了，街面上的人们低着头匆匆走过。
以前大家还敢在背后骂骂保安团，骂骂谷正伦，可现在，连骂的力气都没了。
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在街边摔了菜篮子，哭着说，“连卢公都敢动，这世道没王法了！”
大家心里都清楚，刘伯龙杀的，不只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更是贵州人心里最后一丝对旧政权的念想。
卢焘的死，也彻底激怒了谷正伦。
卢焘是他的恩师，刘伯龙这一枪，等于打在了谷正伦的心上。
他知道，再忍下去，下一个倒在路边的，可能就是自己。
谷正伦下了决心，必须除掉刘伯龙。
他悄悄把省政府迁到了晴隆县，然后暗中联络了八十九军的两个师长，张涛和向荣。
这两人对刘伯龙的残暴也早已不满。
谷正伦许诺，事成之后，军长的位置就是张涛的。
两人一拍即合。
十一月十七日晚，谷正伦的亲信给刘伯龙打了个电话，说谷主席身体不适，准备把贵州省的军政大权，正式移交给他。
刘伯龙一听，心花怒放。
他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个“贵州王”的宝座吗？
他没多想，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几个卫兵，兴冲冲地赶往晴隆县政府，准备参加这场为他量身定做的“交接仪式”。
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县府前院，正准备接受众人的朝拜。
可迎接他的，不是笑脸和掌声。
院子四周的墙头上、屋顶上，突然冒出无数个黑洞洞的枪口。
枪声大作，刘伯龙身中数弹，踉跄几步，不敢置信地倒在了地上。
他至死可能都没想明白，自己玩了一辈子枪，最后竟会死在别人的枪口之下，还是以这样一种被围猎的方式。
他死后，手下的士兵冲进他的住处，抢走了他的金子。
他的妻子找到新任军长张涛哭诉，张涛派人把金子追了回来，还给了她。
权力更迭的速度，快得让人咂舌。
那个曾经让整个贵州噤若寒蝉的名字，就这样化作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和一箱被追回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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