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的蒙特利尔，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把街道装点成银白世界。公寓窗前，47岁的蒋孝勇裹着厚呢大衣，却依旧止不住轻咳。电话铃声响起，医生的话直截了当：“是食管癌，属晚期。”雪花贴在玻璃上化成水迹，他却握着听筒，低声嘟囔了一句：“得回一趟家乡了。”

外人未必明白这句话里的分量。离开台湾已七年，他本打算把余生安顿在加拿大，可“回一趟家乡”一直被他压在心底。父亲蒋经国临终嘱托要落叶归根，他自己也清楚，时间留给这件事已不多。医生建议留院化疗，他摇头：治病可以两地并行，但“认根”只能亲身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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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他把计划传回台北，李登辉得到通报，蒋纬国也被告知。消息放出去，关心者有之，劝阻者更多。蒋孝勇只回一句：“门口都到了，怎能不进？”很倔，也很蒋家。

准备行囊的间隙，他常摸那套明式家具的扶手——离开台湾时他先买了家具再去找房子，说白了是怕在异国没有“中式味”。这种执念，早在童年便埋下。1948年10月27日，他出生于上海，祖父蒋介石最宠小孙，常把四书五经念给他听；可孩子调皮，常把“门弟子”听成“名弟子”，秦孝仪一口宁波腔让他闹笑话，他却记住了那股乡音。

16岁那年，他闹着要进军校。蒋经国暗自高兴，怎奈天不遂人愿，夜训扭伤脚踝，连做两次手术，最终不得不转学台大政治系。转折在这位青年身上似乎成常态。大学毕业后，他偏要从商。父子僵持许久，蒋经国妥协，托俞国华出面，才让他进“党营企业”中兴电工。不到三十岁，他已是总经理，营收翻番，外界惊叹他是“蒋家最像经国的生意人”。

然而，父亲晚年仍试探过：“政治这条路，你真不考虑？”蒋孝勇回答得干脆：“公务员不做，党工不干。”留在商界反倒成全了他与父母的亲情交流——蒋经国习惯叫他“勇”，有什么要紧事总让他传话。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蒋孝勇失去了精神支柱，也失去台湾政坛的防风林。隔年，他带妻儿移民加拿大，离开之际宋美龄再三叮嘱：“别忘了你们姓蒋，也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两句话，他烂熟于心。

7月14日傍晚，他和长子友柏从温哥华飞抵香港，中转北京。洗澡时滑倒，医生建议返台治疗，他却坚持：“先把爹的事看一看。”三小时后，飞机降落首都机场，大陆方面特地安排北京医院会诊，三天听诊、化验、会商，他默默记笔记，更多的想法却在心里酝酿——祖母毛福梅墓旁那块空地，是否适合再添一穴？

会诊结束，一家人直飞宁波。为了不惊动媒体，汽车在夜色中穿过奉化县，直到武岭城楼才停下。蒋孝勇抬头望祖父亲笔题写的“武岭”二字，嘴角扬起，又赶紧掩住咳嗽。镇上早已成旅游热点，30元联票就能逛遍蒋氏遗迹，他却像回老屋的孩子，目光在每处廊檐停留，生怕漏了哪根梁。

找导游时，他刻意挑了位花白胡子的老人。石阶口，轿夫殷勤兜售：“抬轿子吧，二十。”他摆手。对方又降价到十元，仍被拒绝。友柏、友常左右扶着，六百多级台阶，他一步没落。到曾祖母王采玉墓前，献花、鞠躬，神情沉静；走向祖母墓前时，眼眶终于湿了，这座墓孤零零，难怪父亲生前要陪葬。

回程途中，他忽用宁波话问老导游：“丰镐房二楼还挂照片吗？”老导游一愣，连声称是。再听他絮絮补充蒋中正童年细节，导游忍不住感叹：“您的溪口话讲得正啊！”这一句激起旁人侧目，蒋孝勇却把帽檐压低，没有接茬。晚风吹起稻香，他在自家老宅门前伫立片刻，抬脚又放下，终究没进门——很多往事留在记忆里比留在脚下更安全。

8月初，他回到台北，随即赶往国民党十四届四中全会。会场外记者追问“移灵”进度，他止步，低声却尖锐：“蒋家的事，不劳外姓人插手。”语气颇冲，但背后是病痛折磨后的焦躁。医生此时已确认癌细胞转移脑部，化疗方案要重新评估，他却把注意力全部投到迁葬细节，图纸、预算、法律程序，样样过问。

有意思的是，与病魔赛跑的他仍抽功夫翻唐诗。一次对友常说：“落叶归根，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执念。父亲若长眠他乡，会怪我。”语气淡淡，却透出逼人的急迫感。遗憾的是，时间终究偏向了另一头。1996年12月，食道癌引发并发症，他在台北住进荣总，术后并未脱险；1997年12月22日，蒋孝勇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年仅四十九岁。“移灵”工程被迫中断，直到多年后才再度提上议程。

回望那年夏天，他登完600级石阶时说过一句话：“走上来，算是还了点心愿。”这句随口而出的感慨，如今成为他封存于溪口山风中的最后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