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联合国整整十年，古特雷斯终究未能撼动特朗普主导的单边主义浪潮。
任期尾声非但未能从容收束，反而深陷系统性财政困局，眼见联合国运转资金几近枯竭。
这位在美方持续施压下被迫让步的秘书长，连一次掷地有声的公开表态都难以为继，只得当众确认：不再参与下届竞选。
正当舆论普遍认定他将低调离任之时，古特雷斯却在卸任前罕见释放强硬信号。
更以明确措辞直指中美两国——全球治理权不容“双轨共治”。
那么，这番表态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现实困境？他所警示的“中美共管”，是基于多边机制存续的深切忧虑，还是蕴含更深层的战略预判？
自2016年10月起，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正式就任联合国第九任秘书长；2021年经会员国投票，顺利开启第二任期，履职至2026年底届满。
此次离任纯属制度性安排，与个人履职表现无直接关联——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大会决议，秘书长每届任期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即最长服务期限严格限定为十年。
回溯其2017年初履新以来的十年历程，古特雷斯始终致力于强化联合国在全球人道响应、气候协作、可持续发展等关键领域的统筹能力，多项倡议获得广泛成员国支持，亦成为其成功连任的重要基础。
而联合国章程明文规定，秘书长职务连续任职上限即为十年。此前面对媒体关于“是否谋求第三任期”的提问，他多次强调将恪守宪章精神与程序正义，任期终结之日，即是权力移交之时。
此外，早在2025年中期，其办公室已向各主要出资国提交书面说明，重申不参选立场，体现高度制度自觉。
然而，除任期刚性约束外，另一重长期消耗性压力来自外部政治干预，尤以美国政策转向最为突出。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最大会费缴纳国，美国本应是多边体系最坚定的支撑者，其预算贡献常年占经常预算总额逾22%、维和摊款近27%。
但自特朗普政府重启“美国第一”执政逻辑后，联合国被系统性边缘化——所有议程优先级均须服从国内政治周期与单边利益计算，国际规则让位于行政指令，多边共识让位于双边施压。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举措，便是对联合国法定会费的持续性拖欠与选择性支付。
联合国日常运作高度依赖会员国会费履约，资金链一旦断裂，核心职能即刻停摆。据联合国财务司2026年1月最新披露数据，美国未缴会费总额已达30.8亿美元，相当于该年度全部经常预算的97.3%。
受此冲击，联合国已启动紧急财政管控机制：2026年度预算整体压缩11.6%，总部及区域办事处岗位冻结率达34%，全球人道事务协调厅（OCHA）被迫暂停7个国家的粮食空投计划，近12万难民接收点医疗物资补给延迟超45天，一线援助人员薪酬发放出现平均23天滞后。
古特雷斯本人曾于2025年11月、2026年1月两次致函美国国务卿及常驻代表，敦促履行法定义务，但美方回应仅限于程序性 acknowledgment，未承诺具体付款时间表与金额范围。
直至2026年2月中旬，美方才通过外交照会表示“将在未来三周内完成首笔12亿美元分期支付”，但未说明后续清偿路径，亦未就历史欠款利息作出安排。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近年密集退出联合国框架下的关键机制：2024年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5年宣布终止《巴黎协定》履约义务，2026年初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程序。
这些机构承载着教育公平、气候正义、公共卫生等不可逆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美方单方面撤出不仅造成技术断层与治理真空，更实质性削弱了联合国应对复合型危机的能力根基。
尤为严重的是，2026年1月，特朗普签署第14122号总统备忘录，宣布退出包括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其中31个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或附属实体；随后在达沃斯论坛高调推出所谓“加沙重建与和平促进委员会”，以“高效、灵活、去官僚化”为名，实则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与联大监督机制，自行设定准入标准、资金分配规则与执行评估体系，构建事实上的替代性多边架构。
此举并非补充，而是系统性架空——将本属联合国主导的冲突调解、战后重建、难民安置等核心职能，转移至由华盛顿单方面掌控的平行平台。
与此同时，联合国固有体制缺陷亦持续放大执行赤字。秘书长虽为行政首长，但无权强制成员国履约，亦无法突破安理会决策闭环，导致大量紧急呼吁止步于道德劝诫层面。
根本症结在于安理会“五常否决权”的绝对化运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7条，任何实质性决议须获九票赞成且无常任理事国反对方可通过。该设计初衷在于保障大国协商底线，但在实践中日益演变为否决常态化、责任碎片化的制度陷阱。
以俄乌冲突为例：自2022年2月全面升级以来，古特雷斯共向安理会提交17项停火与人道准入决议草案，其中14项因俄罗斯行使否决权而失效。俄方理由集中于“未同步约束北约军事部署”“未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结果”等前置条件，致使平民伤亡数字持续攀升，马里乌波尔、阿夫迪伊夫卡等地人道走廊反复中断。
秘书长虽多次亲赴前线斡旋，主持三方会谈，并推动建立黑海谷物出口临时机制，但所有成果均缺乏安理会决议背书，执行效力极为脆弱。
巴以局势同样陷入僵局：2023年10月以来，古特雷斯共发起8轮安理会紧急磋商，提出包含立即停火、开放加沙口岸、保障医疗设施豁免权等要素的综合性决议草案，其中6次遭美国一票否决，2次因俄罗斯反对未能成案。加沙地带儿童营养不良率升至42%，拉法难民营供水系统瘫痪超110天，此类人道灾难在否决权阴影下持续发酵。
面对结构性失能，古特雷斯自2024年起持续推动安理会改革议程：主张在发生种族灭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大规模暴行时，常任理事国应自动中止否决权；要求行使否决权必须同步提交书面说明并接受联大审议；支持法国与墨西哥联合提出的“否决权使用透明度决议”草案。
他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位在年度联大演讲中连续五年专题阐述否决权限制必要性的秘书长，亦是首个以秘书长身份向联大提交系统性改革建议书的领导人。但受限于五常根本利益分歧，相关提案迄今未进入表决阶段，改革进程仍处于概念辩论期。
十年风雨兼程，古特雷斯既见证了《2030议程》落地生根，也直面了多边主义最严峻的逆流时刻；既有南苏丹停火协议、太平洋岛国气候融资机制等务实成果，也不乏叙利亚化武调查受阻、缅甸若开邦难民遣返停滞等未竟之业。他始终以《联合国宪章》为行动准绳，以“不让任何人掉队”为价值坐标，在制度夹缝中拓展行动空间，在政治博弈中守护道义底线——这份清醒的坚守与克制的韧性，本身已是这个时代多边事业最珍贵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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