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深秋，大别山一带已是满山红叶。许世友在南京中山陵8号小院里听着收音机，忽然问身边人一句：“新县今年收成咋样？”一句看似随口的话，其实藏着他的挂念——他始终记得，自己就是从那片山沟里出来的穷孩子。
这一年，他已七十八岁，身体大不如前，却突然向中央军委请了两个月假，要“回老家看看”。他要的不是专机，也不是豪华车队，而是四十三辆吉普车，理由很简单：解放前新县走出了四十三位将军，有的在世，有的已牺牲，他想让这四十三辆车象征着这些老乡将军，一起“回家看看乡亲父老”。
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时，天空突然变了脸。前些天还是阳光明媚，出发那天却暴雨如注，一连下了十多天，道路泥泞难行，车队无法成行。许世友只好无奈销假，下午天气又放晴，他看了一眼天，苦笑着说了一句：“老天爷不让我回去啊，那我就不回去了，等我死了再回去。”
这句半带玩笑的话，后来成了他生命最后几年里最执拗、也最认真的一句承诺。
一、从“司令部”到“小农庄”
1982年，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任主任，许世友任副主任。按说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功勋的高度信任，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向邓小平提出申请：“到南京去，写回忆录。”话不多，意思明确——不再掺和政治，想回到熟悉的地方，安安静静过晚年。
回到南京后，他定居在中山陵8号。外人听到这个地址，难免联想到庄严、气派、政治意味很浓的一处所在。实际上，当时的中山陵8号确实来头不小：小洋楼、精致庭院，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早年修建的西式住宅，新中国成立后又被用作接待中央领导的场所。
有意思的是，到了许世友手里，这座“高规格”的招待所很快变了样。
他本就是农家子弟，对那些西式花园、修剪整齐的观赏草木，并不感兴趣。他看中的，是土，是地，是能下锄头、能出庄稼的地方。庭院里种满花草？在他眼里，不如翻成菜地。池子可以养鱼，空地可以挖坑养猪，再留一块种红薯、高粱和蔬菜。原本精致的花园，慢慢成了一个“军区农场的缩小版”。
围墙外，南京城已经愈发繁华；围墙内，倒像回到了大别山乡下。一些第一次走进中山陵8号的年轻工作人员，看到院子里泥土飞溅、鸡鸣猪叫，都忍不住嘀咕：“这还是首长住的地方吗？”而许世友站在田垄边，看着刚出苗的庄稼，眼睛却非常亮，像回到了少年时在山沟里种地的日子。
他对种田认真到什么程度？有人还记得一件小事。有一年，他在自家地里刨出一个十几斤重的大地瓜，心里那个高兴，远胜于在战场上立了军功。他想着要寄到北京去，与毛泽东一起“尝尝新鲜”。转念一想，这玩意不好保存，又大又笨重，路上麻烦不小。最后，他干脆抱着两个大地瓜照了一张相，在地瓜上写了清楚的斤数，把照片寄到北京。许世友的心思，其实很朴实：这是自己用锄头刨出来的劳动果实，想让毛主席也看一眼。
在中山陵8号，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也比较特别。普通警卫、秘书，多是负责文件、安保、联络之类，而在许世友身边，这些都是“第二职务”。他每天散步的时候，会把秘书叫过来安排一天的“农活”：谁去翻地，谁去喂猪，谁负责菜地浇水，谁去鱼塘边看看。除了腿脚不利索的厨师老王，几乎所有人都要轮流上手干活。
在他看来，年轻人流点汗是好事。“我们那个时候，饿肚子、扛枪、翻山头，啥苦没吃过？”他习惯用那一代人的标准去衡量后来人，对一些抱怨体力活的年轻人，他并不太理解。不得不说，这种观念放在当时，既有时代的印记，也带着他天性里的刚硬。
二、粗中有细的“老农民”
许世友常被人称作“粗人”。他自己也不否认，打仗时脾气火爆，说话直来直去，与某些文人、专家打交道时，常常一句客套话都懒得说。不过，真说到农业科技，他又能安静地坐在一旁，像个虚心的小学生一样听课。
他本身种过地，对土壤、季节、高产不高产这些问题，心里有自己的“尺子”。哪个所谓“专家”只是嘴上有花样，落到地里不见效果，他一句话就能听出来。反过来，碰到真正懂技术、能提高产量的农技人员，他非常尊重。
有一次，某农学院的技术人员做报告，说研究出让一棵高粱结多穗、一个地瓜能在地下繁出“一大窝”的新品种。这个消息传到许世友耳朵里，他当场来了兴趣，当即拍板：“试一试！”南京军区司令部下属的四村农场，很快成了试验田。
那一年，不少官兵都被派去给这片地“当劳力”。一辆军用卡车经常往返，各营连的战士轮着来深翻土地。罕见的进口化肥一包一包往地里撒，大家心里都揣着一份期待：看看这新技术，究竟能不能把产量搞上去。
那位农科院的女技术员起初只是临时指导，每次来回非常折腾。许世友干脆一句话：“给她配套件，穿上军装，干脆住下来。”就这么半开玩笑半认真，人家成了“穿军装的技术员”，常年泡在田里，盯苗、看肥料、调种植方法。
这一年，实验地里的高粱、地瓜收成都不错。许世友给这些作物起了颇有乡土气息的名字，一个叫“多头高粱”，一个叫“地瓜下蛋”。名字听上去有点俏皮，却能让人一听就懂意思。他这个“老农民”的脑袋瓜子，并不比专家慢。
日常生活上，他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衣服能穿就穿，洗得发白也不在意。新发的军装，穿在身上总说“不合身”，非得洗旧、穿顺了才舒服。屋里家具、摆设多半陈旧，只要没坏就接着用，极少换新的。这种简朴，看上去有点“抠”，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本能地讨厌浪费。
吃饭更简单。平日里他不挑菜，只求吃饱。有红烧猪蹄、土豆烧猪肉、炸猪排这些“家常硬菜”，就算是难得的享受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小院里的蔬菜、地瓜，基本都是自己种的，锅里的不少食材，都能追溯到院子里哪一畦地。
遇到节日或者部队会餐，他经常要抢着上灶。几十桌菜，主菜、副菜一字排开，他依旧能掌勺安排得井井有条。厨师老王在旁边看着，有时候也不得不服气：首长不光会打仗，这手厨艺也真不差。
许光常从老家新县到南京看父亲，这时候许世友最爱露一手。有一次，许光进屋，闻到一股熟悉的羊肉香，推门一看，许世友正蹲在床边，守着一个用废油罐改的木炭炉，小心地炖着火锅，锅里是萝卜和羊肉。许光愣住了：“爸，你不是有炊事员吗？”许世友头也不抬：“他们不会弄，这样炖才入味。在老家，只有过年、祝寿才能吃上这种菜。”
这一口“老家味道”，他始终惦记。他嫌厨师做的不够“土”，只好自己弄。每次炖好，总要叫工作人员一起尝，还要认真地比较：“你们说，是我的好吃，还是老王的好吃？”
许光准备回河南时，许世友常往儿子手里塞东西。一袋地瓜、几捆自家腌的咸菜，装得满满的。有一回，许光只好如实相告：“家里粮食够，红薯也多，大多喂猪了。”许世友愣了一下，有点失落，沉默片刻才说：“那地瓜就算了，带些咸菜吧，这是我亲手种、亲手腌的。”
这种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其实透露出许世友身上那股根深蒂固的“乡土气”。他打了一辈子仗，在高位上坐了多年，心底却始终没把自己当“高官”。在他心里，自己更多只是一个走出山沟的农民。
三、八十大寿上的一句“玩笑话”
转眼到了1985年，这一年2月28日，是许世友八十岁生日。南京军区和家属、旧部们都觉得，该为这位南征北战的上将办一个像样的寿宴，以表敬意。
北京方面很快给出意见：祝寿活动可以办，由中顾委名义送鲜花和蛋糕；南京军区、江苏省和在南京的中顾委委员参加；但活动不对外宣传，不上报纸，不发消息。一切低调进行。
寿宴那天，许世友难得换上一身崭新的军装，端坐在客厅，姿势端正，却看不出多少兴奋。别人纷纷上前敬酒、祝寿，他只是微微点头，礼节周到，却不多话。直到老战友聂凤智夫妇前来，他才格外郑重地作了一作揖，这一作揖，既是对战友情谊的珍视，也有对旧日生死岁月的默默致敬。
客厅里挂着一幅大大的“寿”字条幅，是书法家武中奇所书，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联名相送。江苏省政府还送来一只黄杨木雕刻的寿桃，他拿在手里看了好一阵，点头说：“刻得好，很好。”语气平静，却听得出认可。
寿宴阵仗并不大，一张特大的圆桌便容下了大多数宾客。许世友坐在首席，脖子上别着白布，往杯里倒酒。只要杯中有酒，他的情绪就会被一点点带起来。酒过几巡，他话明显多了，开始回忆自己各个年龄段过生日的情形：
二十岁时，他还在旧军队里当兵；三十岁，在四川带兵打仗，曾把当地某位“土豪”的家当当作敌对财产予以处理；四十岁时已在山东军区党校任职；五十岁那年最热闹，妻子田普为他办了酒席，那时他刚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晋升上将，许多战友都在，合影留念；六十岁时在上海，陪同叶剑英、杨成武视察工作；七十岁在广州；而八十岁，又回到了南京。
这些回忆，夹杂着个人经历，也映照出中国革命几十年的曲折与开阔。席间，除了战友和家人，还有两位从河南新县赶来的地方干部。他们代表家乡专门来给许老祝寿。
许世友一看到家乡人，第一句话并不是问职位、问工作，而是问：“今年庄稼怎么样？”对方笑着回答：“一年比一年好，新县不用吃返销粮了。”听到这句话，他连连点头，比收到什么珍贵礼物都高兴，脸上露出很坦率的笑意：“好啊，政策好，收成有保障，农民吃得饱、吃得好，就愿意跟共产党走。”
话说到这里，气氛算是轻松愉快。谁也没想到，他突然一转话头，对那两位家乡干部说：“你们回去给我盖两间茅草房，等我退下来，就回去种地放牛。”
在场不少人笑了，以为这是喝高了的玩笑话。有人附和几句：“首长，这哪成啊。”许世友没有生气，反而笑得更开朗：“摘了乌纱帽，再戴草帽，不是一样的吗？”
这段对话后来传开，许多人当轶事听，觉得这位上将性格豪爽，话说得有趣。可熟悉他的人心里明白，他并不是漫无边际地闲聊，那是他多年心愿的自然流露。
寿宴之后不久，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每况愈下。病情反复恶化，他在短暂清醒的时候，仍反复叮嘱秘书向中央写报告，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却在当时颇为敏感的要求——死后棺葬，回乡入土。
这是他一直想做、却迟迟未能实现的一件事。
四、执拗的愿望与“下不为例”的决定
许世友之所以对“回乡棺葬”如此执着，与他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大别山深处出贫苦农民的儿子，从小受的是“落叶归根”的观念熏陶。母亲早年苦熬一生，他少年离家参加革命后，常年在外征战，对老人守孝这件事，心里一直有愧。能回到老家的山坡上，与母亲葬在一处，对他来说，是最朴素、也是最重的一桩心事。
问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提倡殡葬改革。1956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实行火葬倡议书》上郑重签字，自此以后，火葬制度逐步推开。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特别是高级领导，更要起表率作用。几十年间，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遵从了这一倡议。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一制度推进并不容易，但方向不能变。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签署倡议书时，许世友并没有在那份自愿签名的名单上留下名字。他当时没有公开表态，却另找机会私下向毛泽东说了自己的顾虑：不能理解火葬，难以接受尸骨被烧为灰烬、四散而去。毛泽东听完，只是笑了笑，没有勉强，也没有答应，只算是留下了一点余地。
多年以后，等到他病重之时，这个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按统一政策，他理应火化；按他一辈子的贡献和个人意愿，又实在难以简单拒绝。
病榻旁，他断断续续醒来几次，看到侄子许大权守着床，他拉着对方的手问：“你会不会开车？能不能弄辆卡车？我死后，你开车把我送回老家去，用塑料布包好，在奶奶旁边挖个坑埋了就行。”话说得朴素而具体，丝毫不像一个国家级领导干部的“后事安排”，更像一位固执的乡下老人，提前打点自己的“身后路”。
在他弥留之际，嘴里念叨的，始终离不开一句话：请求批没批准？
对于中央领导来说，这确实是道难题。一边是几十年推行的火葬政策，一边是为革命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老将军的临终愿望。邓小平听到汇报后，感慨颇深，也颇为为难。他非常清楚，如果开了这个口子，其他人会不会纷纷效仿？全国范围内的殡葬改革如何坚持下去？
但另一面，他也很清楚：许世友的一生，几乎全部交给了革命事业，从农家子弟到上将军衔，历经无数战火。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只提这么一个请求，倘若完全不予理会，未免太过冷硬。更何况，当年《实行火葬倡议书》本身便是出于自愿原则，许世友并未在上面签字。
在反复权衡之下，邓小平最终在批示上写下八个字：“照此办理，下不为例。”这八个字，既是对老战友、老部下的格外体恤，也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可以说，这个批示兼顾了原则与人情。
1985年10月26日，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受邓小平委托，乘专机赶到南京，向有关方面传达这一决定。王震当面说明：许世友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这次允许土葬，是毛泽东生前曾表态、邓小平签字认可的“通行证”。说完，他拄杖站起，半开玩笑地对在座的老人说：“咱们这批老骨头，谁也别想再拿到这样的通行证了。”
这句话听上去轻描淡写，背后却把问题说透。许世友的“特例”，正因为是“唯一”，才尤为引人注意。
同年11月9日清晨6点，大别山深处的新县许家洼，一场低调而特别的葬礼开始。十余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和民工合力抬棺，缓缓放入墓穴。没有鞭炮，没有鼓乐，没有大规模队伍，也没有媒体记者。参加者寥寥，每个人胸前别着一朵白花，静静站在山坡上，任山风吹过。
棺盖徐徐合上，压制不住的抽泣声越来越响，直至有人伏在土边放声哭了出来。士兵们轮起铁锹，将一锹一锹黄土覆上棺木。田普一边抹泪，一边在心里默念：“世友，你回家了。娘，我把世友还给您了。”
这场葬礼看似简陋，却隐含着一层特殊安排。按照大别山一带的习俗，棺内要放几件对逝者有意义的陪葬物件：许世友那块戴了多年的奥米茄手表，一台他天天要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瓶茅台酒和一个小酒杯，还有一支陪伴他半生的手枪。
酒，是生前的爱好；枪，是几十年戎马生涯的象征；手表和收音机，则是日常相伴的“老物件”。他临终时衣兜里有一百二十元钱，按照山里的风俗，取出一百元随葬，寓意“十全十美、实实在在”，剩下二十元留在人世。有人后来打趣说：这三样东西带在身边，枪能辟邪，酒能壮胆，钱能“买路”，无论走到哪儿都不至孤单。
也有人看重的是另外一层含义：陪葬品并不奢华，大致符合他一贯朴素的作风。当时家里尚有四十多瓶茅台，有人提议一并随葬，被田普婉拒。她提醒众人：“一瓶就够了，多了就不像他的脾气。”于是剩下的酒，被分送给许世友生前的老战友、老朋友，算是另一种告别方式。
至此，许世友“等我死了再回去”的那句半叹半笑的话，总算兑现。他从大别山走出去，又在大别山的土里沉睡。身边有草木，有泥土，有母亲的坟茔，也有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那片乡土。
从某个角度看，他一生的轨迹很有代表性：从穷苦山村到高级将领，再到归隐般的晚年生活，表面上是身份的巨大跃迁，骨子里却始终离不开那层“农民的底色”。八十大寿时说的“给我盖两间茅草房，我要回去种地”，听上去像幽默，却是他真实愿望的缩影。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身经百战的上将，是军中的“硬汉”；而在他自己心里，大概始终没忘记自己是大别山的儿子。对他来说，乌纱帽可以摘，草帽还可以戴；高楼大厦住得再久，心里惦记的，仍是山坡上的茅草房和地头的一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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