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海德拉巴宫内，莫迪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共同出席仪式，正式宣告酝酿长达二十载的印欧自由贸易协定成功落地。
这份被双方誉为“历史性突破”的经贸安排，甫一公布即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协议覆盖范围囊括全球约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及逾三成跨境贸易额，其战略辐射力与现实牵引力均不可小觑。
然而协定墨迹未干，欧盟内部尚未举行庆贺活动，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小国已率先掀起波澜：立陶宛迅速作出高调反应，以近乎争抢的姿态抢占话题焦点。
立陶宛急踩油门
印欧自贸协定签署仪式结束仅24小时，立陶宛便启动高速响应机制。
1月28日，该国经济与创新部部长在媒体发布会上明确指出，该协定为本国企业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窗口，堪称“关键转折点”。
当天即宣布组建高级别经贸出访团，计划于七日内启程奔赴新德里，开展首轮实质性磋商。
该代表团阵容精干而务实，除经济部骨干力量外，还集结了来自农业深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生命科学试剂研发等十余家龙头企业的掌舵人，凸显其产业对接的精准意图。
据维尔纽斯方面公开披露，此次赴印行程聚焦一项核心任务：依托印欧自贸协定提供的制度红利，加速构建对印出口通道，力争在最短时间内锁定农产品配额、激光设备准入许可及生物技术联合研发项目。
更令人瞩目的是，2月6日，立陶宛国家元首亲率代表团抵印，与印度商务部、科技部高层展开闭门会谈，重点探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共建及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协作路径。
会后发布的官方通稿中，“印度是立陶宛在亚太地区最具潜力的战略伙伴之一”这一表述被三次强调，立场表达之鲜明前所未有。
需特别指出的是，此前立陶宛与印度双边经贸互动极为有限，2023年相互贸易额尚不足1.5亿美元，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垫底；但如今却展现出超常规投入意愿，动作之密集、姿态之主动，远超常规外交节奏。
原定于3月上旬举行的立印经贸论坛，亦被紧急压缩至2月15日开幕，足见其推进合作的紧迫心态。
事实上，立陶宛的高强度运作并非一时冲动。这个人口刚过280万的微型经济体，外贸依存度常年维持在110%以上，对外部市场变化极度敏感。
近年来，其宏观经济持续承压，工业产出连续三年负增长，亟需寻找新增长支点。印欧自贸协定的达成，恰如一道强光，被其视为破局的关键契机。
为何急于转身
立陶宛如此迫切寻求战略转向，深层动因直指其自身结构性困境，而这一困局的起点，正是2021年以来中立经贸关系的急剧降温。
自2021年起，中立双边贸易合作实质性冻结，立陶宛输华商品金额断崖式下滑逾92%，对于高度依赖外部订单的该国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其两大传统优势产业——优质木材加工与高端乳制品生产，曾长期将中国市场作为主要出口目的地，如今却陷入全面停滞。
例如，拥有百年历史的立陶宛老牌乳企UAB “Vilniaus Pienas”，因丧失中国渠道导致年度订单萎缩76%，最终被迫关停两条现代化灌装线，单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1亿欧元；
木材出口商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物流困局：无法直航中国港口，被迫经越南、马来西亚等地中转，单柜运输周期延长11天，综合物流成本飙升230%，大量中小木材加工商因利润归零而破产清算。
连带冲击波同样席卷克莱佩达港——这座波罗的海重要枢纽港曾是中欧班列西向主通道核心节点，年均货物吞吐量稳定在4800万吨。随着班列线路调整，2024年该港吞吐量骤降至1580万吨，跌幅达67%，直接导致港口运营、铁路集散、仓储服务等领域岗位流失超3.2万个，全国贫困线以下人口激增至17.3万人。
面对严峻形势，立陶宛新一届政府曾尝试释放善意信号，谋求关系修复。
2026年2月3日，总理在议会发表讲话，首次承认前期涉华政策存在“方向性误判”，并下令全面清理政府官网及政策文件中所有损害双边互信的措辞。
但同一时期，总统办公室接连发布两份立场声明：前一份称“愿以建设性方式重启对话”，后一份却附加苛刻前提，要求中方“先行展现政治善意并提供具体让步方案”。
这种前后矛盾的表态，显然难以构成有效沟通基础。毕竟，中立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前提，在于切实纠正错误认知、完整履行一个中国原则承诺，而非设置单边条件、索取所谓“外交台阶”。
当预期中的缓和迟迟未能到来，立陶宛只能转向其他可能性。
印欧自贸协定的签署，为其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战略跳板。印度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年均增速保持在6.5%以上的新兴市场，自然成为其替代性目标市场的首选，这也是其倾力押注印度的根本逻辑。
印度态度藏玄机
尽管立陶宛频频释放热情信号，印度方面的回应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理性和克制，并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积极性。
依据印欧自贸协定实施细则，双方将在未来数年内分阶段削减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壁垒。
欧盟承诺在七年过渡期内，对印度出口的99.5%商品取消或大幅下调关税；印度则同步放宽市场准入，对欧盟96.8%的商品实施关税减免，其中近半数产品将在协定生效首年即实现零关税。
但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协议红利分配呈现显著梯度特征：德国汽车零部件、法国航空设备、意大利高端机械等高附加值品类将获得最大收益，而立陶宛所能承接的，主要是产业链末端的配套组装与技术服务订单。
从现有贸易结构看，立陶宛对印出口体量微乎其微。
2024年全年，其对印出口总额仅为1.36亿美元，其中真正产自本土的产品仅约9800万美元，主体为干豌豆、鹰嘴豆等初级农产品，正如考纳斯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报告所言：“立陶宛对印出口的实质内容，就是一艘装载豆类的货轮。”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即便在双边关系低谷期，立陶宛自华进口仍保持强劲势头。
2024年，其自华进口额达20.7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04%，增速位居欧盟27国首位。这意味着，中国供应链对其制造业恢复与民生保障仍具不可替代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印度国内市场的真实营商环境，远比表面数据更具挑战性。
该国二十八个邦级行政单位各自制定产业政策，海关清关平均耗时长达18.6天，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审理周期超过42个月，公路货运准时率仅为53%，且具备高等级技能认证的技术工人占比仅3.1%，不足中国的八分之一。
这对立陶宛擅长的精密激光器、临床诊断试剂、纳米涂层材料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意味着高昂的合规成本、漫长的市场培育期以及不确定的知识产权回报，短期内难见成效。
面对立陶宛的密集接触，印度官方始终保持审慎姿态。
虽如期接待代表团并举行多轮磋商，但所有公开表态均限定在“支持深化双边经贸纽带”“鼓励企业间务实对接”等原则性框架内，从未就具体项目、时间表或政策支持作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这种克制背后，实则是清醒的战略判断：印度充分理解立陶宛的处境，但无意将其纳入优先合作序列，更多体现为礼节性外交回应。
此外，两国产业适配度偏低也是客观制约因素。
印度当前工业化进程仍处于中低端扩张阶段，对大宗商品原料、基础化工品及通用机械设备需求旺盛，而这些领域恰是中国企业的核心优势区间。立陶宛既无成本竞争力，也无规模供给能力，即便借助自贸协定进入印度市场，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后记
立陶宛当前的抉择，折射出众多中小型开放经济体在全球变局中的典型生存状态。
外贸依存度过高、产业纵深不足、地缘回旋空间有限，一旦重大外交决策偏离理性轨道，便会迅速传导为实体经济重创。
此番立陶宛全力拥抱印度市场，究竟能否转化为真实订单、技术合作与就业增长，仍有待时间检验。
值得重申的是，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态度对待立陶宛。只要其真正认识到问题本质，彻底摒弃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回归一个中国原则基本框架，中立经贸合作的大门永远敞开，重启之路亦将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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