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的一天清晨，郑州车站的汽笛声把薄雾撕开，一对年迈与中年的身影挤进南下的硬座车厢。车窗外麦田翻着青浪，张丙显扶着母亲刘法玉，小声提醒她别碰到包里那只保温瓶。老人没有应声，目光落在迅速倒退的铁轨，像是在追赶几十年前的某段路。
列车到达江西兴国已是深夜，张丙显担心母亲舟车劳顿，坚持先住下。老太太略一点头，第二天一早便起身，她想去县城西北角的烈士陵园。张丙显掂量着母亲的身体，只好相随。
陵园很静，松柏无声。刘法玉走得很慢，每到一碑前都停一停，似在点名。突然，她挺直腰，愣在一块青色碑前，手背的青筋立刻绷紧。儿子看过去，“刘法玉烈士”六个字扎眼得很，他脱口而出：“妈，您怎么哭了？”老人喉咙哑着，只挤出一句：“原来我真的‘牺牲’过。”
工作人员接到报告后迅速赶来，把母子请进管理室核对资料，这才牵出半个世纪前的风雨。
1900年代末，兴国山坳里诞生的女孩被取了个土名“沙秀子”。七岁那年，家里把她卖去赖家做童养媳，换几袋稻谷。赖家穷，孩子们分食一碗红薯糊已算奢侈。十九岁那年，婚礼草草办完，红色风暴已在赣南翻滚。剪辫、裹绑腿、套军装，乡里姑娘们纷纷报名，沙秀子也咬牙跟上。自此，“秀子”成了“刘法玉”。
她勤快又细致，被挑去福建红军医院学救护。纱布不够，就把旧军衣煮沸剪条；酒精缺乏，只能用烈酒烧灼。1934年秋，敌军第五次围剿压得人透不过气，中央命部队西移。药箱刚合上，湘江畔的枪声已震碎夜色。
湘江战役六昼夜，水面浮着未及掩埋的身影。丈夫赖永发奋力拖着机枪，掩护后队突围，被弹片击中胸口。刘法玉赶到时，他的手还扣着扳机。她咬住嘴唇，用仅有的白布包好遗体，埋在河岸一棵枯树下，连碑都来不及立。
长征途中缺药如常，团里派刘法玉和钟三兰秘密赴武汉取药。两人换上破衣，学着讨饭人的腔调混进城。药品刚到手，地下交通员曹医生被特务逮住，拼死掩护她们突围。巷口枪火闪烁，两位女战士终被捕。刑房里，指节被铁钳夹碎，仍不吐一字。一次夜间押解，卡车被游击队截停，枪声中铁门被撬开，她翻下土坡，借星光逃生，却与钟三兰走散。
寻找主力的路整整走了两年。沿途要饭、搬运、缝补，她像只不肯倒下的候鸟。等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她人在湖北黄陂一家毛巾厂，已瘦得只剩骨架。国共关系紧张，她屡次试图归队，却再也摸不到组织的线索。1947年，她跟收留自己的木匠张海成成亲，漂泊总算停下。
新中国成立后，兴国县根据牺牲名册补立墓碑。因多年未见刘法玉归来，村里长辈认定她已战死湘江，于是为她申请了烈士称号。石碑立好，家乡人每年清明都替她烧一把纸钱。
而今，真身出现在碑前，县里自然要调查。档案室翻出的老名册、医院记录、突围名单一一对上，证明她确为当年卫生班班长。相关部门连夜起草材料，向上级报告修正烈士名录，并准备为老人补办红军老战士证。
刘法玉没有多说荣誉，只请求在丈夫墓前放束白菊。那墓碑就在自己名字的右侧，字迹已有风蚀痕迹。她抚摸着石面，轻轻念：“永发，报告——我回来了。”
山风吹过，松针簌簌跌落，像是回应。
烈士陵园外，新栽的樟树只有碗口粗。管理员说，再过几年，它们就能成荫。刘法玉点头，眼中闪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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