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解放军内部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军区改革，二是实行军衔制。原本的六大军区重新划分成了十二大军区，军政首长也由原来的元帅级别改为了将军级别，大多数还是上将，比如北京军区的杨成武、朱良才；沈阳军区的邓华、周桓等。
不过，也有少数大军区的一把手是由中将担任，比如兰州军区的政委就是中将冼恒汉。
论知名度，冼恒汉不算高，但他身上有很多特殊的经历，除了在55年以中将军衔担任大军区政委外，他还曾经负责过四个省的相关工作、职务上有四个“第一”，话语权比后来与他搭档的上将都还要大。
不过，最终他的遭遇也是很曲折，明明当了几十年大军区正职，却在住院的过程中收到通知，按师级待遇安置，身体一时更受打击。后来还是几位老战友帮忙争取，才提高到正军级。
这一切看起来很不寻常，那这不寻常的背后，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冼恒汉1911年出生于广西奉议，早年曾就读于县立师范，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知识分子。在求学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认为这正是自己所追求的道路，便踊跃投身其中。先是参与农民运动，后通过百色起义成为红军。
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右江苏区、中央苏区、湘赣苏区都战斗过，跟随红六军团进行了长征，并与红二军团会师一同抵达陕北。
此后，冼恒汉就扎根于西北地区，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八路军120师教导团政委、385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西野1纵政治部主任、一野第1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在政工方面，他颇有建树，“诉苦三查”活动搞得非常出色，得到毛主席、彭老总的表扬。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留在西北，历任解放军第一高级步校政委、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
等1955年西北军区主体改为兰州军区时，一野的张宗逊、贺炳炎、廖汉生等高级干部都已经调离，加上西北地区又是一野解放的，不好空降其他部队的干部，所以熟悉这片区域的冼恒汉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政委。
兰州军区所辖地域很广，包括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冼恒汉每日都要处理很多工作。到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后，兰州军区作为重要防线，承担了巨大压力，冼恒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幸好他能力还是很出众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效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稳定。但是，大运动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时间进入1966年后，社会各界都出现了混乱，地方上经常会发生暴力事件，影响整体治安。中央为了不让局势再蔓延下去，决定派出部队维护地方秩序。身为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就被点名负责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省的“支左”活动。
后来他的职务又不断叠加，兼任了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基本集甘肃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称“四个第一”。
在军队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冼恒汉，对军队之外新事务毫无经验，他在回忆录里就感慨过，那段时间他承受了很大压力，如何改善农业、发展工业、促进建设等等，让他感觉还是军队的生活更简单。
至于运动方面的事，他晚年也说过：有些事情，上面指明要处理，那有什么办法？只好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处理，有不合适之处，也是按照指示去处理的。
这倒不是完全的推卸责任之语，毕竟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上级有命令不执行，只怕会被第一个处理。身居高位，也是不简单的。
毛主席还是比较了解冼恒汉的，知道他的做事风格。所以在1973年末八大军区对调时，就特别叮嘱过即将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冼恒汉同志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后可不能欺负人啊。
不过呢，老实人也会有自己的性格。后来韩先楚跟冼恒汉还是不太愉快，两人的相处磕磕碰碰，没能产生1+1＞2的效果。
1977年6月，这种别扭的日子过去了，中央让冼恒汉入京开会，宣布要将他职务调动的决定。冼恒汉当时还说自己跟韩司令处不好，能分开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随后针对他在运动时期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揭批，这导致他原本“四个第一”的职务全部被撤去，就留在北京等待新的安排。
一开始冼恒汉以为很快就能有结果，没想到一等就是5年。1982年，组织终于通知他回甘肃去解决历史问题。
他本以为能有自己开口的机会、好好商量着来。然而去了后才发现，上面已经定了性，最终结果也与自己的所想落差太大，让他无法接受。
冼恒汉悲愤交加，突发心肌梗塞，还好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都在医院养病，本来经过治疗身体好转，准备出院了。突然又接到两份通知，一是免于起诉书，二是让他退出现役，降至师级待遇，每个月发200月生活费。
这两份通知无疑又是巨大的刺激，让冼恒汉病情反复，继续治疗。
1984年，经几名老战友帮忙，组织也考虑到他对革命有过贡献，将从师级待遇提为军级待遇，生活总算好过一些。1988年，组织授予他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二级的标准是：
“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大校以下军衔或未被授予军衔的军队离休干部，
包括这期间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但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职、降级或撤职处分的军队离休干部。”
对于那些往事，冼恒汉还是有些想法的，他曾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多事都身不由己。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自己挨整，是受害者；“四大”过后，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换做谁，都难做。
其实在运动之初，冼恒汉曾被扣过彭、贺“死党”“黑干将”的帽子，曾在垒起的凳子上罚站了10多个钟头后摔得昏迷不醒，身体严重受到摧残。
但即便是这样，他始终没有对两位老首长进行污蔑。至于后来针对过别的干部，他也不是下命令的人，做或者不做，都难，难做啊。
冼恒汉晚年都生活在兰州，直至1991年病故。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最终叶落于此，也算个不错的归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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