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今年56岁，她在外面有了情人。昨天，她在情人家中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医院。我是下午三点多接到医院电话的，电话里医生急火火催着去签病危通知书，说人在抢救室，情况特别不好，我手里的茶杯“哐当”一声。
我手里的茶杯“哐当”一声碎在地上，茶水溅了一裤腿，烫得我一哆嗦才回过神。
电话那头医生还在喊：“喂？喂？家属在吗？患者情况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请尽快来市第一人民医院！”
我张了张嘴，想说“她是我老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老婆。这个词现在叫起来，跟吞了碎玻璃似的。
她今年五十六，头发烫了小卷，平时爱穿那件枣红色的外套。退休这一年多，她学会了发抖音，学会了用美颜相机，出门前要在镜子前转两圈。我那时还笑她：“都当奶奶的人了，臭美啥？”
她不答话，只是白我一眼，嘴角却有笑。
现在想来，那笑也许不是为了我。
我没打车。骑着电动车，十五分钟的路骑了半小时，闯了两个红灯。到急诊大楼的时候，不知道是跑得太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抢救室的红灯亮着。
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五十来岁，穿深灰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此刻全乱了，像被手反复揪过。他见到我，明显慌了，嘴唇哆嗦了好几回才挤出一句：“哥……您来了。”
我没看他，问护士台：“陈秀兰的家属。”
护士递过来一沓纸：“你是她丈夫？签字，病危通知书，还有这几张，手术同意书。”
我的手在发抖，签得歪歪扭扭。
那个男人跟在我身后，一直试图说什么。签完字，我终于转过身看他。他眼圈红着，手里还捏着一个保温杯——那保温杯我认识，家里的，去年单位发的，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字。
保温杯是她的。
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我问。
他垂下眼睛，声音发颤：“快一年了。哥，我对不起您，可今天真不是……”
“她下午说胸口闷，我让她歇会儿，她说没事，喝口热水就好。我去倒水，回头就看她倒沙发上了……”他说着说着，声音就哑了，“打120之前我给她掐人中，喊她名字，她……她最后说的是……”
他顿了顿，抬起眼看我，眼圈红得像要滴血。
“她说，‘别打给他’。”
那个“他”，大概就是我了吧。
抢救室的灯变成了绿色。
门推开的时候，主刀医生摘下口罩，看了我和那个男人一眼，问：“谁是陈秀兰的丈夫？”
“我。”我说。
医生微微点头：“手术做了，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是冠状动脉三支病变，堵塞很严重，今天这一关是过了，后续需要搭桥。她身体底子也不好，血糖高，还有高血压。先转ICU观察两天，你们家属做好准备。”
“脱离危险”四个字砸进耳朵里，我听见自己长长地、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把这辈子最大的力气都用尽了。
那个男人站在我身后两步远的地方，肩膀一松，整个人靠着墙慢慢蹲了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ICU不让进。
我和他就并排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中间隔了一个位置。走廊里白炽灯亮得刺眼，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从病房里飘出来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老人的气息。
沉默了很久。我突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王建国。”
我点点头。五十六岁的陈秀兰，和一个叫王建国的男人。
“她知道你有家吗？”我问。
“知道。”他说，声音闷闷的，“我没瞒她。我们……也不是图什么，就是……能说到一块儿去。”
“说到一块儿去。”
我反复嚼着这四个字，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哽住了。我跟陈秀兰结婚三十二年，最近这些年，两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一整晚说的话不超过十句。她说她的广场舞姐妹，我嗯一声。我说我单位的破事，她刷着手机。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我也说不上来。
倒是她做的饭我吃了三十二年，她洗的衣服我穿了三十二年。我以为这就够了。
一个护工出来，问：“病人家属，患者想拿手机，手机在哪？”
王建国下意识地从他兜里摸出一个手机，正是陈秀兰的，外壳是浅紫色的，背面贴着一张贴纸，写着“平安喜乐”。他递出去一半，又僵住了，转头看我。
我看了那手机一眼，伸手接过来，交给护工。
护工进去了。
王建国低下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净的、像是面粉之类的东西。他大概在给她做饭。他大概会给她做饭。
三十二年了，我没怎么进过厨房。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是我儿子，从外地赶回来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看见我第一句话是：“爸，妈怎么样了？”
“没事了。”我说。
儿子松了口气，紧跟着又皱起眉：“我听说……抢救的时候，妈是在别人家？”
他不知道从哪打听的。现在这个年代，消息传得比什么都快。
我没说话。王建国站起来，想走。儿子看见他，目光一下子就变了，几步走过去揪住他领子：“就你是吧？”
“强子。”我叫住儿子。
他回头看我，眼睛红了。
“先去看你妈。”我说。
ICU隔着玻璃窗，只能远远看见陈秀兰躺在那里，身上插满了管子，脸白得像纸。她的头发散了，露出花白的发根，原来那些乌黑的卷全是染的。她闭着眼睛，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看上去又瘦又小，不像一个五十六岁的女人，倒像一个脆弱的、生着病的老太太。
我忽然想起来，她的枣红色外套呢？是脱在那个男人家里了吧。
儿子趴在玻璃上，眼泪无声地淌。
我站在他身后，手插在裤兜里，摸到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刚才护士让我签字时垫在下面的，不知怎么被我揣进来了。展开一看，是病危通知书，上面写着“患者目前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我把那张纸叠了叠，放回了口袋。
凌晨两点，ICU的门开了，一个年轻医生探出头来说：“家属可以进去一个人，五分钟。”
王建国站在走廊另一头，往这边看了一眼。
我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你去吧。你妈想见的是你。”
儿子抹了把脸，擦干净眼泪，进去了。
走廊里只剩下我和王建国。静了很久，我说：“等她出了院，我跟她离。”
王建国抬起头，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不是因为你。”我说，“是因为三十二年了，我没让她尝过‘说到一块儿去’是什么滋味。”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扶着椅子靠背站了一会儿，慢慢往电梯那边走。
走到拐角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没回头，只丢下一句：“你那保温杯，是我单位发的。”
身后没有声音。
我走进电梯，门关上了。
手机亮了，是儿子发来的消息：“爸，妈醒了。她一直问你在不在。”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电梯到了底层，门开了，外面是凌晨的医院大厅，空荡荡的，只有自动贩卖机幽幽地亮着光。
我没走出去。
门又关上了，我按了ICU的楼层。
电梯重新往上升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那件枣红色的外套，是我陪她在商场买的，她试了三次，问了我三回“好看吗”，我第三回才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来，敷衍地说了句“好看”。
她当时就笑了，高高兴兴地去付了钱。
她穿着那件外套出门的时候，我其实在心里想过：还行，挺好看的。
但我没说出口。
三十二年，太多该说的话，都咽下去了。
咽到最后，她去找了一个能说到一块儿去的人。而我在一张病危通知书上，才学会把嘴张开。
电梯到了。我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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