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GDP指数4.7%，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只有4%，社零增速从6.4%的高点一路滑落至0.9%，消费者价格指数仍不达预期，已经连续五年出现这样的指数背离，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也非常的痛苦的矛盾。
先说清楚一个问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口径中，有一个极大的模糊数据，这就是1.2亿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净收入，这个统计在理论上几乎不可能，它是一个非常有限范围选择性的抽样，当然不会抽取关门的店铺，在计算上，会与家庭总收入重叠。坦率地说，我对这个4%存疑，实际只会更低，不会更高。
再说清楚另一个问题，按统计，我们在过去十几年，大多数年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都跑赢了GDP，那么，需求不足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反直觉现象。
于是，有了一个值得尊重的学者高善文的怀疑：“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实际增长的真实数字”。
2025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43.5%，远低于6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高喊提高居民收入，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只闻口号声，不见有什么落地的政策，能把43.5的比重，拉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80%左右，按现在的节奏，恐怕是防守，而不是扩张。
为什么？因为缺少大幅提升居民收入的路径。
第一次分配要看市场，企业不做扩表，就不可能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工资中位数；第二次分配要看财政，大多数城市入不敷出，也很难提升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知道，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十五五的议题，从2009年到2026年，17年，从每月55元，增加到了163元，按这个节奏要追赶瑞典全民共享的普惠养老金7300元（不用交社保），算算需要多少年。
当然，这种对比并不严格，但中国社会保障的距离，本质上代表着共同富裕的距离，政策也高度重视，前提是要有提升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学者都主张直接补贴，也就是直接给居民发钞，但量级都很有限。现在的局面，不但要补贴，而且量级不能小，否则没意义。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这个事已经争论了好几年，说到底是两个问题，当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理论上可以强化投资，也可以强化消费。这里有一个细节要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并不是这几年的事，至少从2012年已经开始了，2011年末钢铁、水泥等国企主导的产业，已经明确无误地出现了产能过剩。
业界已经有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争论，从结果上看，一直到今天为止，本质上是林毅夫的“有为政府”的观点代表主流，巨大的投资、产业政策、财政赤字；形式上很像凯恩斯主义拯救危机方案，也就是所谓的挖坑理论。
但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之上，没有这个前提，通过行政令引导资源配置，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就真的是在给中国经济制造巨大的资源错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资源没有流向市场需求，而是流向了低效的部门，这决定了投资无法充分地带动起需求与就业，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闭环，我们还是非常奇怪在追求GDP，而不是把力量用在居民收入的提高上。比如，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政府，投资田纳西水坝，目的就是以工代赈，直接提供就业，而不是什么为了GDP业绩指标。凯恩斯的本色，也是要落地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如果不是这样，资金流向了低效，脱离了市场需求，甚至成为异质资产，结果就是今天看到的指数背离。
长期背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效投资，是资源浪费，是在挖空国力，是在堆积债务，而债务利息的增速已经超财政收入增速近两倍。
最终意味着除了直接向居民转移支付，已经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办法，一个也没有。
在中国尤其要避免多环节，直接转移支付，不要任何替代方式，简单、粗暴、直达。事实证明，近五年采用过的所有办法，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真正推高收入的增长，这个周期继续拉长，会失去时间窗口，那就不是发钞的事，而是印钞的事了。
直接补贴当然不是最优选，但是最不坏的选择，至少避免了漏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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