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有一些问责案例引起了社会关注。比如有干部因为洗澡没接到巡查组电话被警告，教师假期里AA制聚餐被通报，护士下班后打麻将遭扣工资。

虽说有些处分后来被撤销了，但这类看起来有些“小题大做”的问责方式，确实让人不太理解。
体制内问责制度本身是有必要的。它能让干部始终保持警醒，认真对待手里的工作。但问责如果走偏了方向，或者用力过猛，反而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从实际情况看，基层问责跑偏的现象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凑数式”问责。问责的本意是厘清责任、推动改进，可有的地方把问责当成年终考核的硬任务，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比如某地在拆迁过程中，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糙，没签协议就强行拆房，导致居民上访。结果上访群众所在镇和村的干部也被追责，理由就是“辖区有人上访，你就有责任”。这种不问前因后果的做法，追到的往往是相对弱势的基层人员，而不是真正应该负责的人。还有些地方管得过于宽泛，上班喝牛奶、用方言聊天、路边摊买菜都被通报。基层干部本来压力就大，干得越多越容易被问责，时间长了，大家反而不敢放手做事。中纪委机关报曾明确指出，问责数量不等于工作力度。风气好、问题少，问责自然就少，这才是正常状态。把办案数量当作政绩，本身就是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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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避重就轻式”问责。有些部门对真正的难点和堵点问题不愿意碰，也不敢碰，却盯着基层干部的生活小节做文章。上班喝牛奶、下班打麻将、在占道摊点买菜、说方言被罚、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这些事被拎出来问责，被问责的人不服气，群众也不理解。问题的根源在于，某些单位自行制定的规矩缺乏现实考量。执行纪律应当有明确的依据，不能随意扩大范围。
第三种是“一刀切式”问责。在环保督查中，有的地方为了追求短期效果，不管企业是否达标，一律断电停产。有媒体报道过，某省要求所有企业错峰停产，不少达标企业也被关停了好几个月。这种做法表面上看雷厉风行，实际是简单粗暴。再比如秸秆禁烧，要求干部24小时盯守每一块地，这在现实中几乎做不到。遇到天气等不可抗力，出现零星火情就问责，未必合理。这时候更应该看干部是否尽力履职、是否主动担当，而不是只看结果是否完美。
针对这些问题，中纪委机关报明确强调，问责不能泛化，不能谁想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就怎么问。问责必须依据党章、监察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讲事实、守规矩、走程序。够不上问责的，该提醒就提醒，该批评就批评，动辄问责只会挫伤干部积极性。反过来，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也不能用通报批评敷衍了事。真正有效的问责，要做到处理一个、教育一片，需要从政治、纪法、政策、社会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精准施治。
问责制度是必要的，能让干部认真履职。但如果用得不当，副作用也不小。公务员也是普通人，正常生活不应被随意问责。真正的问责，应当分清轻重，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来承担。这样才能让被问责者心服口服，工作也才能更有力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