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学生中的“高干子弟”，许多人都有浓厚的“自来红”思想，因父辈的革命资历和功勋而产生很强的优越感。
当然，在高干子弟里也有低调的人, 他们会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齐；但是更多的人则喜欢显示自己出身高贵。他们看不起那些成绩拔尖、超过他们的平民子弟，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 成绩却很好的同学。
文革开始后，他们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敌我，完全背离了文革的方向，将斗争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资”以及他们的子女。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自发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最先知道了毛主席提倡教育革命的消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随后得到其他学校“高干子弟”和“革干子弟”的响应，他们也纷纷以“红卫兵”的名字贴出大字报。
清华附中最早贴出的大字报中，说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毋庸讳言，大字报的内容和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契合的。因为文革的重点是“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单地说，就是当官的；整他们的方式就是要号召群众起来“造反”。
毛主席认为：建国以后，尤其是大跃进运动、三年困难时期中暴露的“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都说明干部队伍出了大问题；“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
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发动了“四清”；但并没有达到主席预期效果。所以，主席痛下决心，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老红卫兵”宣传传播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动员群众投入文革运动，在文革史上, 无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锋作用。但是，毛主席从未没有支持过武斗。
1966年8月1日 毛主席对清华附中回了一封信。内容是：
-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其父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其母阮波是作家）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用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还有，我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请注意，毛主席这封信的内容中，对于文革对象的态度是“指出他们的错误”、给重新做人的出路，这和战争年代优待俘虏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后来，毛主席在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也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武斗的立场：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的大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车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后来被某些人认为毛主席支持武斗的关键证据之一，是在那一次“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主席说的一句话。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给毛主席献袖章时，主席东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又说：“要武嘛。”
2014年1月26日《新浪网》“新闻中心”>>“国内新闻”栏目下的文章【文革“公案”迷雾拨开:党报以宋要武之名撰文】文字截图
解放军报主办的《中国军网》2014年3月19日在”军旅文化“>>”官兵园地“>>”红色记忆“栏目下的文章【红卫兵谈“道歉”：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文字截图
据宋彬彬自己说，毛泽东爱开玩笑、自己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她本人也没有真的改名叫过“宋要武”。
但是，这句被宋彬彬认为没什么特殊含义的玩笑话，结果被某些人牢牢地抓在手里，被他们认为是毛主席支持武斗的有力证明。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
事实上，武斗时由主席的这句话号召起来的吗？压根就不是。早在宋彬彬给主席带袖章13天前的1966年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就被该校的高干子弟学生给打死了。
北师大女附中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是一所建立于1917年的历史名校，也是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该校就读。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说法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海外“文革”研究者王友琴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一个是叶维丽的论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等。王和叶都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叶的父母和卞仲耘都是熟人，为写清楚此事、曾多次拜访卞老师的丈夫王晶垚。
《镜中网》网站“历史今天”>>”八月”>>“ 8月5日”栏目下文章【文革：北师大校长被红卫兵打死于校中】截图
真相是，毛主席曾在多个场合、先后多次提出过“不要武斗”；并且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调查、制止了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文革得到了亿万群众的热烈响应，势不可挡。党内的反对者并不公开抗拒，而是顺势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通过掌控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引导他们将文革偏离方向。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最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老红卫兵”）的“高干子弟”中，就不乏这些“走资派”的子弟。他们先后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1966年12月又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简称“联动”)。
在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陈人康口述 金汕陈义风著)一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倒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江青、康生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当时，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所谓“人民的敌人”而忧心如焚。
西纠的总司令孔丹（其父孔原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为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在其口述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有这样一段：
我觉得，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
在2016年07月30日《凤凰网》的“凤凰节目”>>“鲁豫有约”栏目下，有一篇文章是【陈小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十恶不赦的坏人】。陈小鲁是陈毅的三子。
孔丹口中的所谓保护，具体来说就是转移斗争方向，发动武斗，将矛头指向“黑六类”。后来，被普遍控诉的文革暴行，多半罪魁祸首就是“西纠”、“联动”之类的老红卫兵。
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曾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北京“老红卫兵”种种暴行。总理和江青要求立即去制止，并派卫戍区解放军战士和中央文革小组戚姓成员一起去制止武斗。
据戚回忆：
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作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
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她。
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 结果装了满满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
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
我问他，是市里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说，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 这绝不是公安部的指示, 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
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给毛泽东报告，组建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副组长为：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
1966年的8月下旬，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在这个报告里，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
因为从我们下去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