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北京下了很多雨。
金山软件在知春路的一栋小楼里，刚搬进来不久，墙上还有新刷的油漆味。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比尔·盖茨的微软中国把Office的价格，从四千多块人民币直接砍到了九十七块钱。
九十七块。
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一套正版办公软件，卖得比盗版光盘还便宜。金山的WPS，市面上卖多少钱？一套大概四五百块。微软这么一搞，整个国产软件市场瞬间血流成河。
求伯君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发了好一会儿的呆。窗外雨声很大，楼下的马路上积水很深，自行车轮子碾过去，溅起大片水花。有人敲他办公室的门，他没应。
他面前摊着一份内部报告。报告上写着，WPS的市场份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从1996年的百分之九十多，到1997年的不足百分之五十，再到1998年，已经没法看了。销售数字每个月都在刷新下限。经销商那边，退货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求伯君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行字：WPS团队的骨干工程师，有三个人在这个月递了辞职信。
他没说话。把报告放在一边，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口水。然后他打开电脑，点进一个程序页面，里面躺着密密麻麻的源代码。那是他三年前开始带领团队重写的WPS新版本，目标是兼容微软Office，夺回市场。但进展太慢了。投入几千万，耗了两年多，新版本仍然遥遥无期。公司账上的钱已经快烧光了。
那天晚上，求伯君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停下所有无关业务，把公司最后能调动的资源，全部押在一个方向上。
这个事情后来被媒体反复报道，说这是求伯君和微软的一场豪赌，是中国软件业在绝境中的一次悲壮反击。但当时在那栋漏水的小楼里，没有人觉得这件事能成。更多人的想法是，金山活不了几年了。
而求伯君这个人，似乎从来不太在乎这种判断。因为他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别人不看好的路。
他的故事要从1964年说起。
那年求伯君出生在浙江新昌，一个很多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县城。新昌在绍兴市西南，天姥山下，剡溪从县城中间穿过，风景很好，但跟计算机没什么关系。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整个国家还没几台计算机。别说摸电脑，见过计算机长什么样的人都没几个。
求伯君从小是个偏科极其严重的学生。数学极好，文史极差。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让他背课文，他磕磕绊绊背不出来，罚站在教室后面，脑子里却在算一道数学题。1979年，十五岁的求伯君参加绍兴地区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一。1980年，他考上国防科技大学，学的是系统工程与数学。
那一年全国招了二十八万大学生，能考上国防科大的，都是尖子中的尖子。求伯君在国防科大的校园里第一次见到了计算机。他后来跟人讲过一个细节，说他第一次在终端机前坐下，把手指放在键盘上的时候，有一种被电了一下的感觉。不是真的触电，是某种说不清的兴奋。
他开始学编程，用的是FORTRAN和Pascal。那时候的计算机，是国产的DJS系列，运行速度慢得惊人，内存小得可怜。写程序不能直接敲代码，要先把程序写在纸上，对着打孔机一个孔一个孔地打出来，然后交给操作员输入机器。跑一次要等很久。有时候一个程序写了三天，跑出来全是错的，只能从头再来。
很多同学嫌这个活枯燥，求伯君不觉得。他可以连续七八个小时坐在终端机前面不动弹。到了大四，他已经可以帮老师写教学用的程序了。1984年，求伯君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河北徐水的石油部物探局仪器厂。
这个分配结果，对他的同学来说是很不错的单位，国有大型企业，铁饭碗。但对求伯君来说，是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不是单位不好，是他的心不在这里。他在仪器厂待了两年，主要工作是操作一台进口的IBM大型计算机，处理地震勘探的数据。工作不累，但跟他的兴趣没什么关系。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写软件。
1986年，求伯君干了一件在当年很出格的事情。他辞掉了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准备去深圳。这件事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八十年代中期，辞职下海的人已经有一些，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放着正经工作不干，跑去南方瞎折腾，不务正业。
求伯君没想那么多。他被深圳的创业氛围吸引，想去那里做软件开发。走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中关村，想先看看国内计算机市场的状况。在中关村晃了几天，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市面上所有的打印机，驱动程序都非常难用。他住的宾馆对面有一家电子商店，卖爱普生的打印机。他找老板借了一台打印机和一本说明书，回到房间，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套全新的通用打印驱动程序。
这套程序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软件史上最早的一个商业化产品之一。它是求伯君用汇编语言写的，体积很小，运行极快，插进电脑就能用，不需要复杂的设置。他在中关村拿给几个老板看，对方试了一下，当场要买。最后四通公司用两千块钱买下了这套程序。两千块，在1986年，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
这是求伯君平生第一次靠写代码赚到钱。这件事给了他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写软件能养活自己。
他带着这笔钱继续南下。结果走到深圳，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改变了他之后十年的人生轨迹。
那个人叫张旋龙，香港金山的老板。金山这个公司，最早跟软件没什么关系。它是张旋龙的父亲张铠卿在七十年代创办的，做的是电脑硬件的代理和销售。张铠卿是香港最早接触个人电脑的那批人之一，他把苹果电脑带到香港，后来又代理IBM的PC。张旋龙子承父业，把生意做到了内地，在中关村开了办事处。
1986年的张旋龙，在内地还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在香港和深圳的计算机圈子里已经有些名气了。他见到求伯君，聊了几次，很快就意识到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个技术天才。他直接开出了一个条件，来金山，我给你配最好的设备，你想写什么软件就写什么软件，不干涉你的方向。
求伯君答应了。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承诺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
时间往后推两年。1988年，求伯君二十四岁。这一年，他在深圳罗湖一家酒店租了一个房间，把窗帘拉上，门锁紧，在里面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后来被中国软件史反复书写，也被无数程序员当成一个传说。
他要写一个能在个人电脑上处理中文的软件。
今天听起来，这好像没什么了不起。随便打开一个Word或者WPS，打汉字就跟喝水一样简单。但在1988年的中国，这件事的难度大到离谱。当时的个人电脑，处理英文没有任何问题，但一到中文就卡壳。中文输入法、中文字库、中文排版，每一样都是问题。市面上也有一些中文处理软件，比如最早的中文WordStar，需要汉卡支持，价格昂贵，用户体验一塌糊涂。更核心的问题是，没有一种中文处理软件可以在不需要硬件改造的情况下直接装在电脑上运行。
求伯君想做的事情，就是用软件来解决整个中文处理的问题。不需要汉卡，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只需要一套程序，装进电脑，就能完成从输入、编辑、排版到打印的全部中文处理任务。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等于是要徒手搬一座山。
他选择的开发环境，是一台PC XT兼容机，搭载英特尔的8088处理器，主频不到5兆赫兹，内存只有640K。这样的配置在今天看来，连一个计算器都跑不起来。但求伯君就坐在那台机器前面，从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在前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写完了十二万两千行汇编代码。
十二万两千行，全是汇编。
汇编语言是什么概念？今天的程序员写代码，用的是Java、Python、C++这样的高级语言。这些语言接近人类的自然表达，编译器和解释器会帮程序员处理大量的底层工作。汇编不一样。它是直接跟CPU对话的语言。每一条汇编指令对应芯片的一个具体操作，移动一个数据、做一次加法、跳转一个地址。写汇编等于是在用人脑去模拟计算机的运行逻辑。你不仅要告诉计算机做什么，还要精确地告诉它每一个步骤怎么做、数据放在内存的哪个位置、什么时候取出来、怎么处理、再放回哪里去。
这个过程极其耗费心神。一个普通程序员写汇编，一天能写出两三百行就算非常高效了。求伯君在那样一台配置简陋的机器上，用十六个月写了十二万行。算下来，平均每天大概要写两百五十行，几乎全年无休。而且这十二万行代码，不是垃圾代码，不是用来充数的注释行，是实实在在运行在机器上、完成一整套中文处理任务的功能性代码。
他后来的同事描述过当时的情况。求伯君在那个房间里，作息完全紊乱。困了就趴桌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写。一天吃一顿饭是常事，有时候两天才吃一顿。房间里堆满了技术手册和打印出来的代码页，烟灰缸里的烟头冒尖了才倒一次。他把全部精神都投进那台机器里，外面的世界好像跟他没关系了。
他后来得了一场大病，肝炎，住了院。住院期间他也没停，把电脑搬进病房接着写。护士来查房的时候，看到一堆电线和显示器堆在病床边，吓了一跳，说这个人不要命了。
1989年秋天，WPS 1.0写完了。求伯君把最后一行代码编译完成，程序跑起来的那一刻，他看着屏幕上出现的中文菜单，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提过一句，说当时就是觉得松了一口气，没想别的，只想好好睡一觉。
这套后来被命名为WPS的软件，全名是Word Processing System，中文文字处理系统。它是中国第一款不需要汉卡支持的独立中文文字处理软件。它的体积只有几十K，装在软盘里，插进电脑就能用。界面是仿WordStar风格的蓝底白字，菜单简洁明了，打开一个文档，输入拼音，文字就出现在屏幕上。模拟显示功能，让用户在打印之前就能看到最终的排版效果。这在1989年的中国个人电脑市场上，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
革命性到什么程度？WPS 1.0面市之后，几乎没有做什么像样的市场推广，销量就开始暴涨。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下载渠道，软件全靠软盘拷贝。经销商到深圳来拿货，一次搬走几百张软盘，回去之后迅速被抢光。很多电脑公司后来把WPS作为标配预装在机器上，不装WPS的电脑，顾客不买。
当时的统计数据，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每一百台个人电脑里，差不多有九十台装了WPS。这个渗透率，放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也是惊人的。求伯君的名字开始在圈子内流传。人们叫他中国第一程序员。这个称号不是他自己起的，是媒体和同行给的。因为在他之前，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以一己之力写出一个完整的、不依赖硬件的、全民都在用的商业化软件。
金山公司也因为这个产品，从一家卖硬件的贸易公司，转型成为中国最有名的软件公司之一。张旋龙后来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话，没有求伯君，就没有软件的金山。
但这个故事，到1995年的时候，开始出现变数。
那年秋天，微软正式进入中国。比尔·盖茨带着他的团队来了北京，在中关村成立了办事处，开始大规模推广Windows和Office。
微软进入任何一个市场，打法都一样。不追求短期的利润，先砸钱铺市场，把用户抢过来再说。在中国，他们面对的是一座已经被WPS占领的山头。要攻下这座山，只有一个办法，把价格打到对手无法跟进的地步。
1995年到1998年，微软步步紧逼。WPS的市场份额从九十掉到五十，再掉到三十，最后掉到了个位数。金山的收入大跳水。求伯君开始带着团队重写WPS，想做一个能在Windows上运行、能兼容Office文档的新版本。但这件事的难度远远超出预期。微软有几千人的研发团队，有几十亿美元的研发预算，有对底层操作系统的绝对掌控。金山有什么？几十个程序员，几千万人民币的积蓄，和一个被市场挤压得快喘不过气来的老板。
1998年那个下雨的夏天，求伯君在知春路的小楼里做的那个决定，是把公司全部家当押在了一件事上。他要做一个全新的产品，不跟在微软后面走了。这个产品就是后来被称为WPS 97的版本，而它的升级和延续，变成了后来存活至今的WPS Office。
这一段被后来的商业史反复咀嚼，但很少有人提的是，求伯君在1998年前后，差点把自己个人的所有资产全部投进公司。他当时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一套在朝阳，一套在海淀。为了给WPS续命，他把海淀那套卖了，换了几十万现金，发给了快要解散的团队。
他没有到处说这件事。是他的同事后来说出来的。
接下来的事情，很多人就熟悉了。金山靠着WPS在政府和企业市场的坚持，慢慢喘过气来。2007年，金山软件在香港上市。求伯君在上市那天敲了钟。他站在台上，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表情有点紧张，不像一个刚完成IPO的老板，倒像一个终于交完作业的学生。
他在公司的持股比例经过几轮稀释，上市时已经不算最大股东了。但他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上市之后没几年，他就把CEO的位子交给了雷军。再后来，他从董事长的位子上也退了下来，慢慢消失在大众视野里。
雷军后来做小米，成了全球知名的企业家。微软的Office在中国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中国软件业经历了盗版的野蛮生长、互联网的崛起、移动互联网的爆发，一波又一波的浪潮盖过去，WPS始终在那里，不温不火，但也没有死掉。
2019年，金山办公在科创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两千亿人民币。WPS从一款单机软件，变成了一个覆盖电脑、手机、平板的云端办公平台。它的月活跃用户数达到了几个亿。很多不知道求伯君是谁的年轻人，每天打开WPS写论文、做表格、整理PPT。他们不会想到，这个软件的祖先是三十多年前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深圳酒店的房间里，用十六个月时间独自敲出来的十二万行汇编代码。
那十二万行代码里，到底写了什么？打开WPS最早的源代码库，可以看到求伯君当年对中文信息处理的完整思考。他重新设计了汉字在计算机内的编码方案和字库调用算法，突破了当时系统对中文字符的限制。他写了一套内存交换机制，在640K的极限内存里实现了对大文档的流畅编辑。他还开发了模拟显示引擎，让用户在打印前就能预览最终效果，这个功能后来被几乎所有办公软件采用。
这些技术细节，今天看来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放在那个连中文操作系统都没有的年代，每一项都是硬骨头。更关键的是，这些代码不依赖任何国外的中文处理方案，是从最底层开始，一行一行敲出来的。
有人说，求伯君当年做的事情，等于是用一个人的力量给中国的个人计算机装上了中文的引擎。在他之前，计算机是外国的东西，里面的文字是英文的，逻辑是英文的，用户要使用它，必须先去学英文、学计算机语言。WPS的出现，第一次让普通中国人可以直接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文档。这个意义，超出了商业的范畴。
求伯君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早期的《计算机世界》上。他说，他写WPS的时候，没想过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就是觉得，中国人用计算机，不能总用英文的，不能总靠汉卡，应该有一套自己的中文处理软件。如果有人能做出来，那当然好，如果没人做，他就自己来。
这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它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第一代程序员的精神底色。那一代程序员，大多出生在六七十年代，在物资匮乏的环境里长大，第一批接触计算机，第一批写中文软件。他们有强烈的技术理想主义，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外国软件巨头的碾压，是盗版的围剿，是市场的冷眼，但他们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键盘。
中国第一程序员这个名号，压在求伯君身上几十年。他自己不喜欢这个说法。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写代码的，没什么特别的。但圈内人知道，这个称号放在他身上，没有人有异议。
他不是一个擅长管理的人。金山在他手里，错过了一些重要的机会，互联网转型慢了，上市也晚了些。他不是那种在发布会上口若悬河的商业领袖，不会讲太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他更习惯的状态，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对着编辑器，一行一行地写代码。
很多金山的老员工回忆求伯君的时候，提到最多的一个画面，是深夜的办公室里，求伯君戴着耳机，屏幕上的光标不停跳动，键盘声清脆而密集。别人都走了，他还在那里。不是加班，是真的喜欢写。
这个画面，和他1988年在深圳那个房间里独自面对机器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今天提起WPS，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一个办公软件，免费，能用，和微软Office有点像。这个评价算不上多高的赞扬。但打开WPS的关于页面，翻到版本历史，最顶端的那一行小字还在，开发者，求伯君。
这四个字很轻，轻到大部分用户不会注意到它。它也很重，重到承载了中国软件业从零到一的那一段历史。在求伯君敲下第一行代码之前，中国没有自己的中文文字处理软件。在他敲完十二万行代码之后，这个问题被解决了。
这就是中国第一程序员留下的东西。不是多少亿的市值，不是多么庞大的用户规模，是一台个人电脑，第一次能够听懂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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