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标题就惊叹了，你怎么敢讲这玩意儿，我说这有什么不能讲的？
改革开放虽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最近一些年来，一些关于讨论也不绝于耳，所谓【我们曾短暂的到达未来】
这些词汇如此之普遍，以至于我怀疑我也不经意的说过这些话。
我觉得没什么，起码挺热闹，但我总是觉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暗喻比喻，以及通过影视作品来含沙射影之外，总应该有对政策直接讨论的空间，总是讲谜语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应该替大家做这个尝试。
我们回到正题，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围绕改革开放，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派肯定，一派否定。
支持者往往声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连今天在互联网上讨论改革开放的资格都没有。
反对者说，走资了，修了投降了
这种讨论是非常二元的，要么是全对，要么是全错。我认为这种讨论架构对于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决定着中国至今50年历史的重大事件，是欠妥的。
坦率地说，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有着现实社会议题作为基础。
改革究竟解放了生产力，还是让少数人获得了分配财富的权力？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依然要面对高房价、长工时、就业压力和阶层固化？
改革不是个别人物观念的产物，而是既有发展模式与现实生产力之间矛盾的结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判断一项改革，首先不能看它自称社会主义还是市场化，而要看它所调整的生产关系。
我们要在这里要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中国社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还没死绝呢，这一代人对于改革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原因不难理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中国社会的生活，特别是自己身上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必须承认的是，中国50年前的起点太低，中国人普遍能吃上大米白面这些细粮，能穿上相对体面的衣服，这两件事情实现也的确是最近几十年的新鲜事。
因为提出质疑的普遍是年轻人，过去的贫困是写在纸上的，而今天的困难是现实要面对的。中国确实发展了，但发展的成果究竟属于谁？普通劳动者付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一个生产能力空前强大的社会，仍然不能让许多人获得稳定、体面而有希望的生活？
当然了，许多改革派会在这个时候指责年轻人的情绪是矫情，说都吃饱穿暖了，还在乎这些干什么？我们在这里的态度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难，每一代人的困难都是真实的。
情绪之所以出现，首先还是因为社会体验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早期，人们主要进行纵向比较：
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吃得更饱？是不是拥有了电视自行车等工业产品？
在生产能力绝对匮乏的年代，社会总量高速增长，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从增长中直接获得改善。
但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进行横向比较：
我的劳动收入为什么赶不上住房价格？为什么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劳动时间却没有明显缩短？为什么有人通过房产、股权和资源获得巨额收益，有人却只能依靠工资维持生活？为什么父母一代相信努力能够改变命运，而年轻一代越来越担心自己向下流动？
因此，今天围绕改革开放的争论，表面上是在争论历史，实际上跟历史关系不大，是在争论现实。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增长成果之外，他当然会把改革理解为一次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并且分配结果不利于自己。
而这种理解在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历史和理论当中，有着非常多，也非常强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可供背书。
历史评价，往往是现实处境的投影。人是社会的，而不单纯是物质的。一个个体。吃不饱穿不暖，这当然是痛苦，而在今天因为劳动强度和财富决定社会地位的现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他人和自身可能性的分离：个体感到被隔离，被疏离，这也是一种非常正当的感受。
进一步，今天对于改革的反思到底哪一些是值得讨论的？
“改革开放是不是历史错误”，这看似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巨大的，已经被符号化的母题下面其实分化了三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宏观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是否必须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微观的，改革采取的每一种具体政策，是否都是正确和必要的？
第三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宏观层面，改革所产生的财富、机会和成本，是不是得到了公平分配？
这三个问题不能混在一起。你可以对这三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和我的看法不一致，但是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在讨论改革开放的时候，所必须逐个分析，而且也是必须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去讨论的。
认同改革，不等于承认改革过程中的一切政策都正确。认同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也不等于否认整个国家转轨当中，企业改制、工人下岗、城乡二元制、土地财政和住房商品化造成的社会代价。批判改革中的利益输送，更不等于主张重新回到短缺和封闭当中去。
很可惜的是，现在对于这三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人都在用简单的改革正确，或者改革不正确来解释，这就只能变成非常抽象和刻板的屁股大战。政治领域上，前30年后50年互不否定，这一重要课题又显得太过含混。
总的来看，对改革的意见主要是针对三个流传已久的默认观点
第一个神话是先发展生产，分配自动会跟上。
在改革初期有一句口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代表着中国社会在七八十年代对于社会主义的一种判断，整个社会的效率很低，公平问题可以被暂时搁置，甚至于有人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公平就会自动到来。但从结果上来说，生产增长和分配改善并不是同一件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谁控制生产资料、谁只能出卖劳动力，决定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等收入形式。
市场能够提高效率，却不会自发决定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地方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之间如何分配新增财富。
第二个神话是必要的代价
1999年，黄宏表演了一个小品，在世纪之交，国企变革的背景之下，我不下岗谁下岗这句台词显得格外讽刺。那一年许多的中国家庭没有过好这个年。
改革必然会打破旧有利益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制造新的利益冲突。
但“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也并不能等于默认在改革过程当中一切的成本都是正当且合理的
关于这一方面，这一轮思潮也提出了几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国企改革是不是只能以大规模下岗的方式进行？
住房改革是不是必然要发展成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金融化？
地方发展是不是必须长期依赖低成本土地、低成本劳动和高强度投资？
农民工为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为什么长期不能平等获得城市公共服务？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改革的成本由谁承担？改革的收益又由谁获得？
如果改革的收益被归功于制度选择，那么改革的代价也不能用一句不可避免的历史阵痛抹去。
第三个神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并不是先设计了一张蓝图，然后完全照着这张蓝图施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从高度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可供参考，改革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形式所迫，自发改革在先，追认和制度化设计在后。是一系列不断试错、不断调整、不断发生利益冲突的历史过程。
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任意选择的条件下，而是在继承下来的既定条件中创造历史。
改革开放带来的激励机制变化、农村制度调整、市场扩张、对外贸易、技术引进和全球产业转移，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这些改革不是少数人的恩赐，也不是少数人的个人作品，特别是初期，改革是亿万劳动者、农民、工程师、企业经营者和基层干部的共同决策，普通人也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共同设计了这场历史转型。
从现状来看，改革显著改变了长期贫困、封闭和绝对短缺的状态，但显然不能自动解决财富分配、劳动权利、公共服务和阶层固化的问题。它让中国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也制造了过去不存在的新矛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对有自信把历史打开，向人民解释过去的改革到底是如何波澜壮阔的历史
今天出现的“否定改革开放”，更像是一种警告：
有些改革释放了生产力。有些改革解决了旧问题，却制造了新问题。有些改革在总体方向上必要，但具体执行方式值得反思。而以改革名义进行的利益输送，本身就不应该被视为改革的必然组成部分。
改革必须回答的历史问题是。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过去曾经追求的的平等、保障和劳动尊严，能否在今天更高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实现？
总设计师在改革初期提出了一个观点：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走封闭僵化和生产力不发展的老路；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邪路。
没有任何一个阶段的具体政策具有任何永恒的神圣性，就像我之前多次所提及的那样，神圣和永恒是两个相违背的命题，永恒的东西不神圣，神圣的东西必然不永恒。
任何曾经正确的改革，如果不能回应新的社会矛盾，也会被自己的成功推到必须再次改革的位置。一切事物是运动的也是变化的，社会主义只有一条路，承认现实矛盾、允许社会试验、根据人民需要改变社会存在。
马克思主义既不要求我们回到过去，也不允许我们把某一阶段的改革结果神圣化。唯一的目标是在更高生产力基础上实现平等、保障、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总有人会问，你说了这么多，你到底对于改革开放是什么观点？
你问我支不支持，我当然是支持的。如果把改革开放规划为一个指导精神，那就是社会结构必须实事求是地顺应生产力的现实进行变革。
我可以再增加一个具体的历史判断，改革短期来看解放经济，长期来看促进革命。
每一代人都在具体的历史当中创造历史，也都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当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对于从1977年开始，经历了50年时间，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改革时代，也就是当下所面对的“现实”，和1976年时开始一样，需要进行一次在梳理，但进行这样的梳理，无论在内容生产，还是在后期制作，以及内容所带来的风险，集合在一起，难度与所需成本远高于我日常更新的视频。
综合考虑之下，我会在B站以充电视频的形式，从1977年开始，每期节目以年为单位，聚焦改革政策出台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让各位观众能够在长时段，有体系性的去认识我们当下的时代，认清自己的“使命”。欢迎大家前往B站订阅收看!
章北海的自然选择
Après moi, le dél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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