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亭的早晨
2009年元旦刚过,温州的天亮得晚。早晨七点,红日亭的粥锅已经冒着热气。这是一处民间自发形成的施粥点,每天这个时候,附近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浪者会陆续过来,喝上一碗热粥暖暖身子。
61岁的义工黄爱妹系着围裙站在锅边,手里的长勺一起一落。正忙着,一个穿深色外套的中年男人走进亭子,自己找了个空位坐下。粥端上来,他喝得安静,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黄爱妹越看越觉得眼熟,走过去试探着问了一句。对方抬起头笑了笑,把手指轻轻竖在嘴边,意思是别说出去。他站起身,说想去厨房看看。进了后厨,他揭开锅盖瞅了瞅粥的稠稀,问米是哪里买的,一天大概要熬多少斤,来喝粥的人够不够吃。
闲聊中黄爱妹说起自己六年前做过癌症手术,对方听完嘱咐了几句保重身体的话。临别时,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放到桌上,说是2000元,“今天我也作为一名普通市民,表达一点个人心意”。黄爱妹推着不肯收,他坚持留下,走出去几步又回过头叮嘱:不要发票,乐捐榜上也不要写名字。
黄爱妹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
在场的摄影师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照片后来传到了网上。网友的评论很直白:“这样的市委书记感觉蛮可爱哦。”
一个判断
邵占维是2006年春天到温州的。此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在宁波的港务系统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干到宁波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调任温州后,他先当市长,2008年初接任市委书记。
那时候的温州,表面看着红火,内里却攒了不少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温州人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把日子过起来了,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粗放发展方式,也把环境弄得不像样——河水发黑,空气里常年飘着工业气味,工厂和居民区挤在一块,谁都难受。
邵占维花了一段时间把情况摸了一遍。他的判断是:温州的头十五年,主要解决的是“有饭吃”的问题,这是老百姓最大的盼头,也是党委政府那时候的首要任务。但现在温饱解决了,人们的想法变了——想要干净的水和空气,想要孩子有好学校上,想要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
他把这个转变说成是:从“有饭吃”到“过得好”。
这个听起来朴素的判断,后来成了他在温州几年施政的一条主线。他意识到,过去那套靠铺摊子、拼资源的法子走不下去了。温州需要换一种活法。
转型的几件事
2008年秋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温州的外贸企业受到很大冲击,订单往下掉,工厂不敢开工,老板们愁容满面。困境反而让邵占维觉得,转型不能再等了。
他规划了一个沿海产业带,面积超过1600平方公里,把原来散落在各乡镇的小作坊、小工厂往沿海围垦出来的新土地上集中。2009年一年,围垦造田投入了130亿元。瓯江口要建一个三百平方公里的滨海新城,他设想那里将来既有产业,也适合居住,不再是过去那种“白天机器响、晚上黑灯瞎火”的开发区模样。
同时他推了一个“技术赶超计划”,重点抓汽摩配、泵阀、电气这些温州的优势行业。有人劝他干脆把服装、打火机、皮鞋这些“低端”产业砍掉,全力上高新项目。邵占维不这么看。他说温州老百姓的饭碗就在这些传统产业里,与其抛弃,不如升级。几年下来,打火机行业出口量的八成集中到了十多家龙头企业手里,制鞋企业从五千多家减少到两千六百多家,但产值没降反升。
还有一件事让当时很多人觉得新鲜。邵占维提议编了一本《温州市行政案例选编》,收了50个真实的行政败诉案例——都是政府打官司输掉的。他定的规矩是:政府赢的一律不收,只收输的。印出来发给各级干部,让他们对照着看,哪个环节出了毛病,下次别再犯。一个市委书记主动把政府“丢脸”的事拿出来当教材,这在当时确实少见。
下基层的方式
邵占维有个习惯——双休日往乡下跑。不提前通知,不带大部队,到了地方自己去转、自己去看。
2009年2月一个周末,他去了永嘉楠溪江边。走到一个叫黄潭的村子,他沿着江岸走了一段,发现岸边干干净净,没有塑料袋、没有生活垃圾。他跟身边的人说,说明这地方环境保护得好。
再往前走,到了大源下村。他在村务公开栏前停下来,把账目一条一条看过去。每一笔支出都写明了用途,金额清清楚楚,没有“其他”这个笼统的栏目。他高兴地说了句:“是真正的公开。”
在永嘉他还去了几家泵阀企业。那时候经济形势不好,老板们心里没底。他告诉他们,眼下是困难时候,但也是抢占市场的时机,“加强合作、优势互补、抓住机遇”这几个词,他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老板们后来说,书记来了一趟,心里踏实不少。
记者眼里的他
郑雪君是温州晚报“雪君工作室”的主持人,这个栏目专门帮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邵占维刚调来温州不久,有一天她在行政中心大厅碰见他。郑雪君觉得人家是大领导,未必认识自己,没打算上前。没想到邵占维主动朝她笑了笑,准确叫出了她的名字和栏目,然后说了一句让她意外的话:“以后你那边有什么老百姓反映比较多、比较强烈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向我反映。”
后来雪君工作室每年办慈善大宴,邵占维场场都到。2010年玉树地震,工作室募了三百多万元的物资,打算包机运过去,临时找不到领导出席。郑雪君早上七点给邵占维打电话,他二话没说,帮忙协调了军分区政委参加。
郑雪君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邵占维对她说过“我应该感谢您才对”——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很认真,不是客套。
他没来得及看到的
2013年3月6日,邵占维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期间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57岁。
消息传回温州,认识他的人都不敢相信。头一天还在会场正常参加讨论,怎么说走就走了。
有人从温州赶到杭州去送他。在网上,有人写下“好市长、好公仆、好走”几个字。黄爱妹在红日亭又忙了好几年,每次有人提起那位来喝粥的书记,她总说:“他态度好,一直都微笑着,一点都没架子。”
十几年过去,温州的城市面貌变了很多。瓯江口的新城已经立起来了,温瑞塘河的水比当年清了,那些经历过关停并转的企业有的活了下来,有的在新的领域重新出发。邵占维当年提出的“从有饭吃到过得好”这个命题,对今天的温州来说,依然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课题。
红日亭还在。每年冬天,义工们照常凌晨生火熬粥。只是那位悄悄留下2000元、不让写名字的喝粥人,再也没有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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