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内蒙古包头市西脑包区一家旅店后院的锅炉房里，烧锅炉的“王贵”被公安人员按住的瞬间，身子猛地一扭，胳膊往后一探，一把薅住炕上女人的头发就往身前拽。
女人叫吴翠喜，才二十出头，头发散着，身上只披了件单褂子，被掐着脖子挡在男人前面，整张脸吓得煞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个烧锅炉的苦力，被捕时头一个动作是拿老婆挡刀，这个细节一出来，在场办案人员心里全都有了底。
这不是普通逃犯。“王贵”真名叫宋殿元，河北张北县人，在家排行老五，江湖上人称“小五点”。
1951年4月在包头落网后，消息一级级报上去，最后送到聂荣臻元帅案头。对于这个血债累累、制造多起惨案的匪首，上级指示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宋殿元1914年出生在张北县疙瘩素村，九个孩子里就他一个男丁，前头四个姐姐、后头四个妹妹，全家人把这根独苗惯得不成样子。家里断了粮，他的鸡蛋羹不能断；地里再忙，舍不得让他下地沾半点儿泥星子。
他有个舅舅叫李万生，三十好几没娶上媳妇，成天在赌场和窑子里鬼混。他娘心疼弟弟，把这祸害接到家里住，本想着好歹有个照应。结果一个没留神，十来岁的外甥就被舅舅带进了赌场。
钱输光了就回家偷，偷不着就到村里敲诈勒索。父亲把他送去给地主放马、送去铁匠铺当学徒，他吃不了苦，没两天就跑了回来，走的时候还顺手摸走了东家柜子里的几块银元。
十三四岁上，宋殿元已经是疙瘩素村一带出了名的街头混子，身边跟了一帮半大小子，收保护费、砸赌场、调戏过路的大姑娘小媳妇，村里人见了他都绕着走。
1941年春天，宋殿元被日军抓去修炮楼，在挖地基的时候意外刨出一批藏在地窖里的旧枪。他撺掇着几个一块干活的苦力夺枪跑了，在张北县北边的山沟里落了草。
没过多久领头的人在内讧中被打死，他趁乱把队伍拢到自己手里，自己当了头目，拉起来一支二十来人的土匪武装。
日本人看他肯替伪政府办事，打仗也下得去手，就把他收编进“察哈尔盟直辖警察队”，给了一个中队长的衔。
有了日本人撑腰，宋殿元的匪帮在察北坝上一带彻底放开了手脚。枪有了，人马多了，腰杆子硬了，他干的事儿也越来越没人样。
宋殿元这辈子离不开三样东西：大烟、银元、女人。大烟从早抽到晚，一个月能耗掉一百多两；银元靠抢，看见谁家日子过得殷实就上门“借粮”，不借就绑人；女人更是见一个抢一个，从范家营到满德堂，路过哪个村子就祸害哪个村子。
1942年7月，他带人窜到康保县的范家营村，临走时瞅上了村民范有二刚过门的儿媳妇，要绑了带走。范有二抱住宋殿元的腿死活不松手，被匪兵一枪托砸在后脑勺上当场昏过去，右小腿也被子弹打穿，落了个终身残疾，走路瘸了一辈子。
1944年秋天，宋殿元带人闯进满德堂村，看上了曹凯家成亲不到半年的媳妇。曹凯抄起锄头拦在门口不让进，被三个匪兵按在地上，枪托照着脊梁骨砸了好几下，人趴在院子里动弹不得。
宋殿元薅住那妇人头发拖到大街上，让人搬来两张八仙桌拼成供桌，找了块红布往妇人头上一盖，逼着人家跟他拜天地。全村老小围过来跪成一片，有人磕头求饶，有人哭着往后缩。
曹凯趴在地上使了半天劲也爬不起来，两只手在泥地里抠出两道印子，嗓子眼里咕噜咕噜响，一句完整的话都喊不出来。宋殿元回头扫了一眼跪着的村民，把腰里的枪抽出来往桌上一拍，说了句“今天这亲拜也得拜，不拜也得拜”。
那个下午，满德堂村的人都听见了供桌边那妇人的哭声。
后来宋殿元自己供述，被他祸害过的良家妇女少说三百，光是大闺女就有一百二十多个。察北坝上的老百姓背地里不叫他名字，都叫“活阎王”。
1945年日本投降，宋殿元转头投靠了国民党，被任命为骑兵团团长，手下管着好几百号人。
1946年10月12日，他纠结两百多匪兵，在康保县刘二营村设下埋伏。康保县委宣传部长晋拓东接到线报，说有一批日军遗留的军火藏在刘二营，带领十八名武工队员赶去接收。刚进村口，四面山梁上的枪就响了。
晋拓东指挥武工队往村东土墙根下撤，边打边退，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等枪声停下来，除一名队员侥幸生还，晋拓东与其余十七名队员全部倒在土墙根底下。晋拓东牺牲的时候右手还攥着枪，手指头掰都掰不开。
【图2建议位置：放在上文“晋拓东与其余十七名队员全部倒在土墙根底下”段落后，图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照，历史背景示意”】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照
消息上报后，上级下令全力剿灭这股匪患。可冀北坝上一带地形复杂，沟沟坎坎的荒山野地宋殿元闭着眼都能走，几次围剿都让他钻了空子溜掉。
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国民党彻底垮了台，宋殿元知道这回没人能保他了，连夜把匪帮遣散，揣上细软一个人跑了。
跑的时候他带上了吴翠喜。这女人是康保县城一家杂货铺老板的闺女，三年前被宋殿元看上，硬绑到匪窝里成了亲。一开始哭天抢地要寻死，后来时间长了也就认了命，跟着穿金戴银吃香喝辣，过惯了阔太太的日子。
宋殿元化名“王贵”逃到包头，在西脑包区一家旅店找了个烧锅炉的活儿。他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脸上抹了煤灰，头发乱糟糟跟鸡窝一样，成天蹲在后院往炉膛里添煤铲灰，几乎不出大门。邻居们看他就是个闷头干活的苦力，谁也没多瞧他一眼。
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吴翠喜根本吃不了这份苦。二十出头的小媳妇穿惯了绸子旗袍，戴惯了金镯子玉耳坠，到了包头照样上街逛布店、买糖果点心、跑照相馆拍时髦照片。
烫着时兴的卷发，抹着口红，花钱跟流水似的，跟旅店里其他穷苦人家的女眷站在一块儿，看着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
吴翠喜
旅店掌柜李大全看在眼里，心里越来越起疑。一个烧锅炉的，一个月挣的工钱够买几斤棒子面？怎么能供得起媳妇这么个花法？
更让他犯嘀咕的是，有一回店里盘账，账房先生家里有事没来，这锅炉工凑到柜台前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通拨，手指快得跟耍把式似的，几笔账加下来分毫不差。一个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苦力，哪来这手本事？
李大全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跑去了派出所。
民警起初还觉得他小题大做，人家媳妇爱漂亮碍着谁了？可查了户籍底册，“王贵”这个名字根本对不上号。再顺着口音和体貌特征往察北那边的通缉名单上一对，办案人员心里咯噔一下，所有线索全指向那个被点了名的“活阎王”。
连夜核实了三天，确认无误。
抓捕那天凌晨，天还黑着，公安把旅店前后门围了个严实。李大全按计划端着碗热水敲门送进去，门栓刚拉开一道缝，宋殿元听见外头动静不对，翻身坐起来就往炕上伸手，一把薅住吴翠喜的头发往身前拽。
吴翠喜睡得迷迷糊糊被他拖起来挡在前面，吓醒了，眼泪刷刷往下淌，嘴里呜呜咽咽地哭。宋殿元一手勒着她脖子，一手往枕头底下摸，那里藏着一把剔骨刀。
门外的公安怕伤到人质没敢硬冲，就在宋殿元扭头朝门外吼“谁敢进来我先捅了她”那一瞬间，两个民警从门框侧面一左一右扑进去，一脚踹在他膝盖弯上，把他整个人摁在了炕沿上。
1951年4月，宋殿元被押回河北康保县公审。广场上挤满了人，十里八乡的乡亲天不亮就赶来了。受害者家属轮番上台控诉，曹凯拄着拐杖站在台下，他媳妇站在旁边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一个脸上有道长疤的老妇人颤颤巍巍爬上主席台，拿手指着宋殿元，说她十六岁的闺女被他抢走了，再也没回来，那疤就是当年匪兵推她的时候磕在门槛上留下的。台下“枪毙小五点”的喊声一浪接一浪。
三百多名受害者家属联名签了控诉书，在审判长面前的桌上堆了一摞。宋殿元坐在被告席上，脑袋低到胸口，整个人缩成一团，两只手攥着裤缝发抖，跟当年那个在满德堂村拍桌子拜天地的匪首判若两人。
审判结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在察北横行二十多年的“活阎王”总算咽了气。
枪响那一刻，广场上轰地爆出掌声和叫好声。有人蹲在地上捂着脸嚎啕大哭，有人仰头看天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有人攥了好几年的拳头终于松开。
善恶到头终有报，这句话从古至今，没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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