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湖北襄阳城破后的一个傍晚，中原野战军指战员在城内一条地道中，发现了蜷缩在尸体堆里的康泽。这个曾被蒋介石视为“忠勇干将”的人，脸上涂着污泥，身上沾满血迹，正想用装死躲过搜查。直到战士准备清理现场，他才赶紧爬起来喊：“我投降！”
康泽的被俘，并不是普通战场俘虏。襄樊战役中，他担任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期负责党务、政训和特务工作，对共产党及其根据地采取过严厉镇压手段。因此，消息传到中央后，毛泽东很快作出指示：将康泽送往华北，派可靠武装押送，并给他戴上脚镣。
这道命令，分量很重。
1948年6月至7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作战，攻克开封后牵动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增援部队。中原野战军抓住襄阳、樊城守军空虚的机会，调集第六纵队以及桐柏、陕南等地部队发动襄樊战役。7月中旬，襄阳、樊城相继被攻克，国民党军两万余人被歼，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被俘。
有意思的是，两名被俘将领的命运并不相同。
郭勋祺是川军将领，1935年曾先后参加土城战斗和百丈关战役，与红军有过正面交锋。但他与陈毅早年相识，且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刘伯承得知他被俘后，安排人员予以保护，后来还让他承担争取川军起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曾在四川地方政府任职，参与交通等方面的工作。
康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
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早年便投靠蒋介石阵营。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很快进入国民党党务和军事系统。康泽并非单靠战场功劳升迁，而是凭借对蒋介石的绝对服从，在党务、特务和青年组织中不断上升。
1932年前后，康泽参与复兴社活动，后来又组建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这个组织名义上承担战地政治工作，实际参与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和搜捕共产党人等事务。中央苏区时期，康泽推行的手段十分严厉，给当地群众造成严重灾难。
蒋介石看重的，正是这种执行力。
康泽后来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复兴社总社书记，并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1936年，他以三十二岁之龄晋升陆军中将，在国民党军政界显得格外突出。只是，康泽擅长的是组织控制和政治整肃，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战场指挥经验。
1947年11月，蒋介石把他派往襄阳，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名义上是统领一方，实际上却把他推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当地守军多为川军，郭勋祺任副司令，康泽既要依靠对方，又始终心存戒备。战事一开，他无法有效组织外围防御，只能不断向上级求援。
援军迟迟没有出现。
襄阳城被围后，康泽曾向蒋介石请求增援，得到的答复大意是：城墙坚固，兵力不足时可以收缩固守。结果，所谓援军始终未能抵达。康泽一面抱怨，一面躲在城中顽抗。中原野战军方面考虑到他曾下令焚毁民房，并使用过有毒弹药，刘伯承、邓小平专门要求，康泽必须活捉，不能让他死在战场上。
7月23日，中央军委收到襄樊战役捷报。周恩来起草贺电，毛泽东亲自修改，电文特别提到活捉康泽，认为这一胜利对曾遭三青团特务迫害的青年具有特殊意义。蒋介石方面却不愿承认这个亲信落网，国民党中央社一度宣称康泽“杀身成仁”，其家属也收到一笔抚恤金。
事实是，康泽并没有战死。他躲进地道，装成尸体，最后在副官指认下被解放军找到。被押到前线后，他还关心自己的伤势，询问有没有医生。这个细节颇具讽刺意味：曾经下令严厉镇压他人的特务头目，真正面临生死关头时，最在意的仍是自己的身体。
进入功德林后，康泽长期保持沉默，也不愿承认错误。他凭借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自视甚高，和其他战犯相处时常摆出冷峻姿态。然而，疾病和现实一点点改变了他。康泽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病发时，管理人员仍将他送医救治，并没有因其过去的身份而放弃治疗。
这种反差，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
后来，康泽参加参观学习，逐渐接触到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他曾对曾扩情说：“谁愿意替共产党说好话？可在事实面前，也不能硬说没有道理。”这句话未必意味着他立即完成了思想转变，却说明那个曾经只知服从蒋介石的康泽，已经开始与自己的旧经历对照。
1961年，康泽因病获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9日，他获得特赦，随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蒋介石后来曾把康泽描绘成“抗节不屈”的旧部，康泽听闻后却十分恼怒，专门撰文反驳，指出蒋介石一生最看重的并非所谓革命理想，而是对权力的掌握。
这位昔日的“铁杆心腹”，最终没有死在襄阳城，也没有按蒋介石宣传的那样成为烈士。他从地道里的俘虏，变成了留下大量回忆材料的历史见证者。彩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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