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科塔克马恒达银行创始人乌代·科塔克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说了一番话:“如果打不过对手,那就加入他们。”他呼吁印度调整对中国投资的态度,通过引入中国资本、开展本土制造业合作,降低对西方投资的依赖。他还以上汽集团旗下名爵品牌、海尔等企业的合作案例为例,指出印中企业组建合资企业在印度本土制造产品,是壮大制造业的可行选择。这番话,在印度国内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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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印度外长苏杰生也在这场论坛聊起中印关系,说得十分坦率。他表示,边境实际控制线保持稳定,是中印关系回归正常的关键,边境能否和平,会直接影响两国贸易与投资往来。他还有一番耐人寻味的表述:“我们不再强求,为了开展经贸合作就必须先解决边界问题。我们的底线已经调整,现在的核心就是维持边境的和平稳定。”

同一场论坛,同一个话题,印度商界和政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企业家呼吁接纳中国资本、技术搞发展;外长则强调边境和平是一切合作的前提。

细细品味就能发现内核截然不同:印度商界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资金与技术红利,一心想借力中国产业补齐自身短板;而印度政界,依旧想着拿边境问题做文章,为自己博弈争取政治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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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商界为什么急了:西方资本靠不住,中国资本才是真能落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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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塔克这番呼吁,并不是随口一说。他看得很明白:过去印度过度依赖西方资本,如今风险越来越突出,尤其来自美国的压力持续增加,而且这类投资越来越偏向交易性质。背后的现实是,美国对印度的贸易施压一直在加码。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印度商品加征关税,印度出口商叫苦连天。印度原本指望靠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拿到投资、引进技术,到头来才发现,华盛顿送来的是关税大棒与军火订单,不是工厂和生产线。

中国企业在印度已经拿出实实在在的落地案例,证明合资建厂这条路走得通。上汽收购的名爵品牌,在印度市场表现亮眼;海尔在印度落地生产基地,还计划和JSW集团组建合资公司,投资规模约100亿卢比。这些项目有个共同点:中方输出技术、投入部分资金,印方拿出本土市场并且掌握控股权,产品直接在印度本土生产。对印度而言,既能引进产业技术,保住“印度制造”的面子,还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科塔克还提出更深一层的判断:如今关税越来越多地被当成博弈武器,中国产业资本更愿意出海,直接在海外市场投资建厂。说白了,中国企业有动力去海外布局本土制造,而印度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印度继续把中国资本挡在门外,中国企业完全可以转去越南、印尼、墨西哥,印度会直接错失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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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商界释放接纳中国资本的信号,并不是立场突然转变,而是权衡得失后算清了一笔实在的经济账。西方资本往往只拿出方案蓝图、口头许诺,项目能不能落地充满变数;而中国资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厂房与生产线,可以直接投产。

目前,“印度制造”急需实体投资夯实根基。印度制造业真正需要的,是能把资金、技术转化成本土产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只会画大饼、方案停留在PPT上的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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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让步!印度调低对华合作门槛,硬扛只会拖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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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杰生在论坛上提到,从2024年至今,实控线沿线局势大体趋于稳定,两国关系也随之逐步走向正常化。中印印发展经贸往来,前提就是边境保持和平安宁。

前些年,印度一直将边境议题当成中印经贸合作的前置门槛,可这套策略并没有达到预想目的。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接连封禁多款中国手机应用,严格审核中国企业投资方案,多方打压已经落地印度的中资企业。

但最后的现实结果,却和印度的设想背道而驰。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深。2025至2026财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511亿美元;其中印度对华出口194.7亿美元,从中国进口1316.3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1121.6亿美元,差不多占到印度整体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进入2026年,仅前9个月,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就突破1059.3亿美元,全年数据大概率会刷新去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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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封禁了中国APP,却进口了更多中国电子产品与工业设备;它层层审核中企投资,资本只是转而投向越南、墨西哥;它试图把中国投资挡在国门之外,却拦不住源源不断流入的中国商品。

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苏杰生的发言,是印度基于现实情况做出的战术调整,并非根本性的战略转向。过去印度试图拿边境议题捆绑经贸往来,想用经济筹码换取边界上的诉求。可几年实践下来,这套策略并没有达成预想目标:投资拦得住,商品挡不住;对华资本的大门关上,自身产业升级的缺口却没法补上。这套博弈方式,没有牵制到中国,反倒持续拖累了印度本土的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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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逆差背后的真相:不是中国不进口,是印度没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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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杰生在论坛上谈及中印贸易,抱怨双边贸易失衡,称“贸易天平严重偏向中国”,还声称印度企业没能在中国市场,享受到印度给中国企业同等的公平竞争环境。但这套说法,对照真实数据一看就有局限。

印度对华出口今年增长40.7%,达到192.6亿美元,增速非常快。但绝对规模太小了。中国对印度出口1251.9亿美元,是印度对华出口的6.5倍。即便印度对华出口增速远高于中国对印度出口增速,逆差依然在扩大,因为基数差距太大了。

再细看进出口品类,差别更是一目了然。印度卖给中国的,大多是海产品、石脑油、印刷电路板、矿产这类资源品和初级产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以电子设备、机械装备、化工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这种产业结构层面的差距,并不是单纯依靠所谓“市场公平环境”就能抹平的。不是中国不愿意采购印度的高附加值产品,而是现阶段印度本身拿不出足够多这类产品对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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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IT和制药产业在全球倒是具备一定竞争力,但这两类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一直不高。根源不在于中国设立不合理的准入门槛,而是印度企业自身的国际化布局、品牌推广做得不足。换个角度看,这一点放在中国企业身上逻辑同样成立:印度商界嘴上欢迎中国资本,接纳的是能在当地建厂、创造岗位、转移技术的投资,而不是单纯来印度卖商品赚差价的外来企业。

贸易逆差只是产业差距带来的结果,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印度对华出口虽然大涨40%,增速看着很可观,但问题是基数太小,仅有190亿美元;反观中国对印度出口高达1250亿美元,体量差距摆在那里。印度想要缩小贸易缺口,核心出路是做强本土制造业,靠自己产出更多高附加值商品,而不是寄希望于中国主动减少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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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得先摆正心态,不能一边要中国的钱和技术,一边把中国当成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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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内阁今年3月修改了外国直接投资规则,首次系统性放松了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在电子元件、资本货物、太阳能电池三个领域,如果被投资对象由印度人或印度人掌控的实体控股,审批时限控制在60日以内。但印度中国商会指出,这次调整是“局部优化”,而非“全面放开”,针对中资大额以及实际控股的投资并未调整,更多领域的中资投资仍面临严格审查。

这种“选择性放开”恰恰暴露了印度对华政策的纠结心理。印度很清楚,自己发展电子制造、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离不开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但与此同时,它又忌惮中国资本在当地做大、扩大影响力。

所以印度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看似稳妥的合作模式:允许中资入局投资建厂、输出技术,但所有合资项目,必须由印度方面控股、把控管理权,技术主导权也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算盘打得看似精明,却忽略了最基本的商业规律:企业出海投资,本质是为了盈利和长远发展,不是无偿帮扶。如果入驻印度的条件执定是——中方出钱、出核心技术,印度拿走股权和管理权,那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选择越南、印尼等营商环境更宽松的市场,没必要在印度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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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市场体量确实很大,但市场大不代表投资稳。繁琐的审批流程、随时变动的政策、频繁发酵的本土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中企落地绕不开的风险。

科塔克在论坛上说,当下的印度,应该敞开所有合作机会。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印度当下最缺的不是开放机会,而是对海外投资明确的态度。不能一边在边境问题上强硬对峙,一边期待中国企业大规模赴印投资;不能一边层层卡审中资项目,一边又抱怨中印贸易失衡、中国进口印度商品太少;更不能一边把中国视作竞争对手,一边又想持续吸纳中国的产业资源和技术红利。毕竟,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不是单方面对印度的施舍。

印度当下的纠结局面,不在于要不要和中国合作,而在于能不能摆正合作心态。如果始终将中国资本当成需要提防的风险,而非助力本土工业化的优质资源,那么商界的合作呼吁永远只会停留在口头。至于苏杰生想要的“边境平稳、经贸回暖”,最终也只会沦为空谈。

张屹|国际政治博士、世界经济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