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腊月，北海的湖面封了冰，周恩来和邓颖超并肩在白塔下散步。有人悄悄记下一个细节：邓颖超随手把冰屑抖进袖口，笑言“留一片冬天给恩来做标本”。十五年后，当人们再路过那条小径，已再也看不到那对身影，只剩呼啸的北风提醒着时间的锋利。
1974年春夏交替，周恩来确诊膀胱癌已近两年。毛泽东在杭州来电，要叶剑英与邓颖超组成专项医疗组，文件仅寥寥五行，却字字千钧。叶剑英此后几乎天天出现在北京医院，医生称他是“半个值班长”。他反复叮咛，“延长一天就多一分布置的时间”，可见忧心。
同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毛泽东，这是两人最后一次正式握手。摄影干事只来得及按下一次快门，底片在暗房显影时，工作人员发现周恩来右手青筋暴起，那是剧痛难忍的信号。即便如此，周恩来依旧要求把照片送到新华社，说“群众想看”。
1975年十二月，病情恶化，周恩来常常一天昏迷数次。深夜十二点刚过，中央几位负责人赶到病房。张春桥站在床尾，周恩来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挪动一句话：“要尽力扶助小平同志。”医生记录，这句话用了二十七秒才完整，说完他彻底虚脱。外界并不知，批邓浪潮在此时已卷土重来，这短短一句，是总理能给邓小平留下的最后屏障。
接下来的二十八天，止痛针剂量不断上调，却仍压不住痛感。护理人员劝他喊出来，周恩来摇头，眸子里却露出一种近乎倔强的安静。值得一提的是，他要求护士把自己用过的纱布编号封存，理由“留给后来人研究癌症”。连病痛也要被他利用，这种工作习惯让旁人心酸。
1976年1月8日清晨，监护仪上的曲线归于平直。邓颖超被搀到床边，她俯身吻了丈夫的额头，只说了六个字：“恩来，你先走。”短短六个字，泪落不止，却听不出半分怨尤。七天后，高规格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灵车经过长安街，两侧人潮自发排到十里长安，鸦雀无声。
哀痛背后，新的风险悄然逼近。四人帮明里弔唁，暗中摸底，试图搜罗周恩来遗留的谈话记录和手稿。邓颖超看得透，她干脆关上西花厅的大门，对外宣布休养。很多老同志以为她悲恸，纷纷求见，她一概婉拒，甚至连和她情同姐妹的水静也被拒之门外。
同年十一月初，水静再度来京，总算在医院走廊遇见邓颖超。两人相握，水静忍不住道：“大姐，大家惦记你。”邓颖超压低声音：“我得守家，守文件。”寥寥十字，道出闭门真因。她心里清楚，这批文件涵盖周恩来关于整顿、关于国计民生的批注，若落到四人帮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保险，邓颖超将最核心的文件用旧棉被包好，藏在书柜夹层。夜深时，她一页页誊抄备份，灯光映在墙上，影子颤动。那段时间，西花厅里常年只亮一盏台灯，警卫说“像一盏守夜灯”。外界传言她体弱多病，其实她整夜不敢安睡，只怕有人闯门。
有人会问，孤身一人如何抵挡四人帮？答案在于策略。邓颖超与叶剑英保持秘密联系，关键节点及时传递信息。一旦察觉有人向她打听文件，她就以身体欠安为由，拖延接触。叶剑英后来回忆：“四人帮没得逞，有赖邓大姐守得住最后一道门。”
1976年10月，“抓四人帮”行动展开，西单附近的秋风带来解脱的信号。清晨，邓颖超拨通叶剑英办公室电话，只说一句：“文件保住了。”随后，她才第一次推开院门，静静在槐树下坐了半个小时。无人知晓她内心的波澜，但那把椅子此后留下深深压痕。
守护文件的故事并未立即公开。1980年代初，中央整理周恩来文稿，档案人员惊讶发现大量手稿保存近乎完好。邓颖超淡淡解释：“只做了分内事。”若非那段闭门岁月，许多关键批示或已无法呈现。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她留下的遗嘱简单到只有三点：遗体火化、丧事从简、遗物交党史部门。往昔西花厅的深夜灯光随之熄灭，但那批文件依旧整整齐齐，静静躺在档案馆恒温库房里，纸页微黄，却依然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