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的一天，中央财经小组正在西苑小礼堂核对干部薪金草案，厚厚一摞表格摊在桌上，无数阿拉伯数字让人眼花。忽然，有人发现李济深的工资栏标着500元，“这位副主席家里负担重，500恐怕不够。”讨论声此起彼伏。毛主席翻到那一页，沉思片刻，说了句简短的话：“提到一千。”一旁做记录的同志愣了几秒，赶紧在表格上改数字，这才有了后来“政府里拿最高工资的副主席”。
理解这句“提到一千”，得先回到抗美援朝尚未结束、百业待兴的1954年。当时国家干部仍沿用战争年代的“供给制”，衣食住行依靠实物配给，钱不多，用处也有限。李济深提交的建议书以简单、朴素却有力的文字指出：和平建设时期，市场流通恢复，供给制既难核算，也掩盖差别，干部与群众的生活脱节不小。他提出“分级定薪、公开报表、以工资替代实物”的方案，为此列举了三大好处——有利于财经预算、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精简行政费用。
建议书递交后，毛主席、周总理与几位民主人士反复商量。令人意外的是，最担心财力不足的不是财政部而是李济深本人。他在信里写得明明白白：国家拮据，干部薪金“贵在适度，不可贪多”。话虽如此，他却成了唯一被点名加薪的人。这背后并非特殊照顾，而是出于两层考量——李家人口多，且常年资助旧部；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位走过跌宕半生的民主人士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新政务。
李济深何许人？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一个典型的半耕半读家庭。祖父李炳光是秀才，父亲李均尚是廪生，书香里带着泥土气。少年时代，他写下“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自励，转眼便在梧州中西学堂接触新知，又闯进武备学堂，投身报国之路。1911年的漕河铁路被炸，清军顿失援兵，那是他与同学夜色中以炸药“咔”的一声点燃的火。
民国肇建，他追随孙中山，掌“铁军”之师；孙中山去世后，因不肯向蒋介石俯首而几度遭囚禁。1933年的福建事变失败后，他漂泊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继续反蒋抗日。国共合作时期，他向共产党递来援手，策反旧部，保存实力。1949年9月，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他已64岁，白发掺着炮火硝烟。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办公桌上常有两个账本：一个是政府文件，另一个是私人“济困簿”。册页里记录着数十位旧时部属、起义人员乃至他们遗孀的姓名与金额，最长的救济持续了九年。面对一次次求助，他常拍拍对方肩膀：“别急，先吃口饭。”朴实却温暖。在工资制出台前，他甚至卖掉南京房产，用于接济。
也有人疑惑，500元在当年已属高薪，为何主席一定坚持“一千”？事情不只关乎生活，更是政治信任的体现。对一位长期为民主统一奔走、又与旧军政关系复杂的人来说，充裕的待遇等同一纸“安心书”，表明新政权不仅讲情怀，也讲情理。其意义，与其说在钱数，不如说在那份尊重。
实行工资制后，中央一级共划分二十四档，最高档1200元，最低档54元。李济深位列1000元档，毛主席自己是404元，周总理408元。有人打趣：“主席比自己还少发600，可真抠门。”不过，李济深领到工资的第一月，就拿出大半寄往南方，五十多封汇款单塞满抽屉。
1959年10月，国庆游行的彩旗仍飘在长安街，他却因病卧床。临终前，他让秘书取来纸笔，写下十四字：“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写罢，笔落，掌心依旧温热。那一年，他74岁。
从炸桥的青年到白发的副主席，李济深身上的“薪金故事”只是漫长革命史的一个剪影，却折射出新中国制度建设的艰辛与务实——从供给制到工资制，不到十年，却跨越了由战时到和平的巨大门槛。毛主席一句“提到一千”，既是对个人使命的肯定，也是对昔日烽火岁月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