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接到邓小平指示，对空军2处进行大检查|司令员

1977年7月27日清晨，西郊机场雾气尚未散尽，吴富善已经坐进了作战值班室。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响起，听筒里传来一句简短的指令：“两处大检查，马上行动。”声音来自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短短十个字，却像一记重锤落在空军副司令员的心口。连续几年事故频发，仪表驾驶薄弱已成沉疴，吴富善明白，这一次再拖不得。

电话放下，他立刻召集机关骨干。会议桌边，曹里怀沉声问：“从哪儿开刀？”吴富善抬手指向作战地图，“技术基础最软的一环——仪表飞行，先抓它。”一句话定下了方针。随后，两支由飞行、机务、院校专家组成的检查组连夜组建，奔向各军区、各机场。

然而，仅仅纠正技术漏洞并非全部目的。吴富善深知，没有严谨作风，任何规章都会化为纸面。于是，大检查里加进了一条硬要求——凡违反飞行纪律者，一律停飞再训。有人担心影响训练节奏，他却反问：“停一天，比少一条命便宜得多。”

执行力来自威望。吴富善的威望又是怎样炼成的？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957年，他结束在南京军事学院的系统学习，重新返回广州军区空军。当时南方气象变化快，夜航风险高，他偏要把复杂气象训练推向极限。为了说服基层，他在跑道边一蹲就是仨月，亲自带队上云端。部队里流传一句顺口溜——“广州的雷，吴司令最爱追”。正是那股狠劲，才把第18、19师硬生生练成“拳头部队”。

1959年5月29日夜，对岸的B-17幽灵般摸到福建上空。截击机大队长蒋哲伦依照吴富善事先拟出的“盲判靠拢”方案，两轮炮火便让敌机成了火球。从此，B-17九个月未敢再来。吴富善也靠这一仗，在空军里奠定了“找弱点、下狠手”的作风标签。

进入六十年代，新型号RF-101又来试探。吴富善没让参谋部闭门造车，他把飞行员、雷达兵、高炮手拉进同一个屋子，三班倒讨论敌机性能，凡是讲得通的想法统统上靶场检验。1965年3月18日，600米距离三炮连发，RF-101被击成碎片，验证了联合推演的价值。后来“打擦边”作战在广西边境创造的战果，依旧沿用那套思路：多兵种联训、随时修订战法。

多年沉淀的经验在1977年派上了用场。大检查全面铺开时，文件里规定三个数字：239个飞行团、9845名飞行员、1834名指挥员，逐人逐架过筛。有人觉得任务太猛，吴富善却贴出统计表——1976年仪表事故占全年事故的三分之一，他冷冷一句：“要么排雷，要么数棺材。”

检查组很快发现，新型喷气机更新速度快，老机务人员跟不上。吴富善当机立断，把两所停办多年的技术学校连夜恢复；教材不够，就把师团技术骨干抽来编写临时教程。不到三个月，第一批培训班便在沈阳、长春、洛阳三地同时开课。

教育体系补上短板后，他又盯上了主战团的等级建设。甲类团的标准原先只是口号，他追加了硬指标：昼夜复杂气象起降次数、对地对空命中率、地面保障快反时限，一个都不许缩水。到1980年底，空军甲类团数量翻了五倍，训练质量也有统计支撑——事故率降到1976年的三分之一，仪表失误更削掉七成。

这些数字支撑了1981年秋北京—张家口地区那场空前规模的实兵演习。12个航空兵师、1个空降师、157架各型飞机同场起飞，空中加油、低空掩护、高炮协同，一个环节都没掉链子。演习结束后，作战部部务会议给出一句评价：“若无77年的那场大检查，这次联合作战科目根本不敢排进计划表。”

1982年11月，吴富善按规定退出空军领导岗位。离任前，他把六年整顿训练的全过程整理成三十多万字的备忘录。张震阅后批注：“此稿可发至军区、院校参考。”随后，《军事工作通讯》将其中节选刊发。文件并不华丽，却把每一次决策、每一条数据、一项项课表罗列得清清楚楚，方便后来者对照执行。

1997年以后，他虽已完全退休，仍每年寄来修改意见。学院里学生看见密密麻麻的红笔批注，都笑称“老司令还在盯咱们的仪表”。2003年岁末，吴富善病逝北京，享年九十二岁。消息传来，多年未见飞行事故统计中的大起伏曲线，那份平稳的折线仿佛也是给这位老兵最后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