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南京下关码头那个惨样就别提了，天上下着冰碴子，地上全是逃难的人。
人群里缩着个满脸胡渣的中年男人，身上裹着件不合身的商人长袍，眼神跟受惊的兔子似的。
这人谁啊？
刚从淮海战场几十万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
按老蒋那动不动就“军法从事”的脾气，这位丢了几万兄弟只身跑回来的败军之将，基本预定了一颗花生米。
可谁能想到，这孙元良战战兢兢走进总统府，出来的时候不仅脑袋还在脖子上，兜里还揣了张去四川重建第16兵团的委任状。
救他这条命的，不是他那双出了名能跑的“飞毛腿”，而是一封从战俘营边缘发出来的电报。
发电报的人，正是已经被俘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这事儿吧，说白了就是一场“老实人”给“滑头”买单的黑色幽默。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948年12月6日。
那几天的淮海战场，对于杜聿明集团来说，真就是到了喝凉水都塞牙的地步。
老蒋在南京坐着真皮沙发微操，非逼着杜聿明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这三个兵团去救黄维。
结果黄维没救出来，这哥几个自己也被包进了“饺子”里，困在了陈官庄。
那天晚上冷得要命，北风跟刀子似的往领口里灌。
杜聿明把指挥部设在一个破村子里，还没喘口气呢，邱清泉和孙元良就撞进来了。
这俩人平时一个是“邱疯子”，一个是“飞将军”，这会儿全成了霜打的茄子。
邱清泉一进门就把军帽往桌子上一摔，嚷嚷着这仗没法打了，再打就是给共军送装备。
孙元良也在旁边敲边鼓，说侧翼已经被穿成了筛子，再不跑大家全得交代在这。
杜聿明看着这俩活宝，心里跟明镜似的。
其实他比谁都清楚，老蒋那个“向南攻击”的命令就是催命符，但他毕竟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愚忠思想作祟，一直在硬撑。
三个人后来又去了李弥那儿碰头。
屋里倒是生着火盆，可四个人的心全是凉透的。
这时候，平时最喜欢见风使舵的孙元良突然硬气起来了，拍着桌子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只有突围一条路，再犹豫就是死路一条！”
这话要是早三天说，没准还能成。
可眼下包围圈铁桶一般，往哪突？
杜聿明在那儿盘算半天，说了句大实话：突围就是溃败，重武器全得扔，跑出去也是一群叫花子，怎么跟南京那位“老头子”交代？
但看着手下大将们那绝望的眼神，杜聿明最后还是心软了。
他叹了口气，下达了那个后来被无数军迷反复讨论的命令：全军分头突围。
这一刻，这四个人的命运就算是分道扬镳了。
散会后，李弥回到自己地盘。
这人是个典型的“人精”，心思深得狠。
手下师长们一听要扔下重装备跑路，立马炸了锅，纷纷抱怨太仓促。
李弥眼珠子一转，来了个“缓兵之计”：让邱清泉和孙元良先跑，咱们看看风向，明天天亮再动。
这就好比几个人约好一起冲出着火的房子，李弥却躲在门口，想看别人能不能冲出去，要是别人被打成了筛子，他就不动了。
再看邱清泉那边，那才叫一出大戏。
邱清泉本来也是想跑的，可刚回到司令部，他的第74军军长邱维达就冲进来了。
这邱维达是个硬骨头，指着鼻子骂：“这是逃跑主义！
咱们第2兵团是王牌，丢了坦克大炮跑出去算怎么回事？
要死也得死在阵地上！”
这一顿骂，把邱清泉那股子傲气给骂醒了，或者说是把他那点虚荣心给架起来了。
他本来就是个极度好面子的人，一想自己堂堂王牌军像耗子一样乱窜，确是丢人。
于是，这位“疯子”将军脑子一热，又跑去找杜聿明，说不跑了，要跟共军死磕到底。
这时候，最精彩，也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当李弥在观望、邱清泉在变卦的时候，最不被看好的孙元良，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
他回到第16兵团，连句废话都没有，直接下令：别管友军，今晚就走，向西突围，目标武汉！
为了跑得快，他干了一件特别绝的事儿——直接切断了跟杜聿明指挥部的电话线，让报务员关机，主打一个“全员失联”。
那天晚上八点，孙元良的部队像受惊的野马一样冲出了阵地。
而此时，杜聿明和邱清泉已经反悔，决定取消突围。
杜聿明拼命给孙元良打电话、发电报，想把他叫回来，可那边除了滋滋的电流声，连个回音都没有。
有人说孙元良是故意切断联系，也有人说是战场混乱通讯中断。
孙元良晚年自己辩解说，兵荒马乱的，电话线被炸断很正常。
但不管真相如何，结果就是：孙元良带着一小股部队跑了，虽然大部队被打散，但他自己靠着乔装打扮，硬是从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里溜了出去。
而留下的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弥，彻底悲剧了。
几天后，总攻开始，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俘虏，李弥倒是机灵，最后关头也化装逃了。
故事讲到这儿，似乎就是个“自私者生存”的剧本。
但真正的反转，发生在孙元良逃回南京之后。
按理说，三个兵团约定行动，你孙元良一声不吭自己先跑了，导致全线崩溃，这罪名够枪毙十回。
孙元良自己也是提心吊胆，觉得自己这次肯定是完了。
可就在老蒋准备雷霆震怒的时候，一份电报摆在了他的案头。
发报人是杜聿明。
这是他在被俘前发出的最后几份电报之一。
在电报里，这位败军之帅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痛骂孙元良擅自逃跑，而是平静地汇报：第16兵团的突围，是奉了我的命令执行的；后来的计划变更，是因为通讯中断没能及时通知到孙元良。
这一纸电报，字字千钧。
它把孙元良从“临阵脱逃”的罪人，变成了“奉命行事”的幸存者。
哪怕是再那个尔虞我诈、派系林立的国军圈子里，杜聿明的这一举动也堪称“异类”。
他明明可以把黑锅全扣在孙元良头上，说是他擅自行动打乱了部署，这样或许能让自己在老蒋那儿稍微好看点，或者至少在历史上留个“非战之罪”的名声。
但他没有，他选择了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保全了那个“先跑的朋友”。
多年以后，孙元良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地说：“光亭兄（杜聿明）不愧为一诚实军人。”
这句“诚实”，在那个成王败寇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振聋发聩。
那场战役，国军输掉的不仅仅是几十万军队，更是输在了人心涣散、各自为战。
李弥的算计、邱清泉的狂妄、孙元良的投机，构成了那个腐朽政权的缩影。
而杜聿明最后的这点“厚道”，虽然没能挽回败局，却成了那段灰暗历史中，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最老实的人进了功德林，最滑头的人却活成了人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