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营长，门口来了个穿长袍的，说他姓毛！”
一九二七年9月19日，湖南文家市，空气里都飘着火药味和焦躁的气息。
就在里仁学校那个不起眼的门口，一个年轻的哨兵把枪一横，死死拦住了一个高个子，屋里的营长陈浩听到汇报，手里的茶缸子差点没拿稳，冷汗顺着脊梁骨就下来了。
这哪是来个“姓毛的”，这分明是来了尊大佛，可那个愣头青哨兵压根不知道自己刚才拦下的，是以后能让整个中国翻天覆地的人。
01
这事儿吧，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前拨一拨。
一九二七年那会儿，是个什么光景？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年代。湖南那边乱成了一锅粥，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
杨梅生，也就是咱们故事里的这个“愣头青”，那时候才二十出头。他本来也不是当兵的料，最早是在老家的小药铺里当学徒，整天跟黄芪、当归这些草药打交道。按理说，这辈子也就是个抓药掌柜的命。
可世道不让人安生啊。药铺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杨梅生心里也憋屈，心想这么活着也是个窝囊，一咬牙，把药方子一扔，背着个破包袱就去了长沙。
那会儿长沙正闹腾呢，反英大游行搞得轰轰烈烈。杨梅生这小伙子血气方刚，一看这阵势，觉得这才是个爷们儿该干的事，二话没说就钻进了游行的队伍。这一钻不要紧，命运的齿轮就算是卡上槽了。
后来他又辗转到了武汉，进了警卫团。没过多久，秋收起义爆发了。
说实话，秋收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打得那是真艰难。第一团、第二团接连失利，就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那种无力感弥漫在整个部队里。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但也带着几分迷茫，不知道这路以后该怎么走。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毛泽东带着队伍到了文家市。
那天的气氛紧张得要命。你想啊，刚打了败仗，还得防着敌人的追兵，还得防着内部出乱子。前敌委员会决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开个会，讨论部队往哪儿走的问题。这可是关乎几千人身家性命的大会。
杨梅生那时候是个班长，因为平时办事一板一眼，就被指派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
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是个烫手山芋。那时候特务多如牛毛，随便混进去一个，那后果谁也担不起。杨梅生接到命令的时候，心里就跟明镜似的：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没有通行证，也得在门口给我稍息。
02
那天一大早，文家市的雾气还没散尽，杨梅生就跟个钉子一样扎在学校门口。
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每一个进出的人都要经过他那双眼睛的“扫描”。那时候的红军战士，装备那是真差，但那股子精气神儿是在的。杨梅生手里的枪握得紧紧的，汗水顺着手心往外冒。
就在这时候，小路那头走过来一个人。
这人个子很高，在一群穿着短打、军装的人堆里显得特别扎眼。最关键的是，他穿了一身长袍，头发也挺长，看着既像个教书先生，又带着股说不出来的威严劲儿。
杨梅生在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熟人的脸，确定没见过这号人物。
那时候也没个照片、电视啥的，杨梅生一个小班长，哪有机会见毛泽东这种级别的领导？他心里犯嘀咕：这谁啊？穿成长袍马褂的，别是当地的乡绅土豪来探听消息的吧？
眼看那人就要跨过警戒线，杨梅生一步就跨了出去，手里的枪往上一抬，那个动作利索得狠，直接把路给封死了。
他问对方是谁，来干什么的。
那个高个子男人停下脚步，态度倒是挺和气，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报了自己的名字，说是来开会的。
要是换个滑头点的兵，看人家这气度，估计也就放行了。可杨梅生是谁？那是出了名的认死理。他心想：你说你是谁就是谁啊？我这儿没接到通知，通行证也没有，那肯定不能放。
他让对方在原地等着，哪怕一分钟也不行，自己转身就往指挥部跑。
那时候通讯基本靠吼，联络基本靠跑。杨梅生是一路小跑冲进的指挥部。
一进屋，看见团长（当时负责具体指挥的陈浩，咱们按素材里的营长称呼）正在那儿忙得脚不沾地。杨梅生也没多想，张嘴就来了一句：“报告营长，门外有个姓毛的，非要进来开会！”
这一嗓子，把屋里的人都给喊愣了。
陈浩正端着水杯喝水呢，一听这话，差点没把水喷出来。他一把抓住杨梅生的胳膊，那劲儿大得差点把杨梅生捏疼了，急急忙忙地问这人长什么样。
杨梅生老老实实地比划：个子很高，头发挺长，穿个长袍，看着像个读书人。
陈浩一听，脸唰的一下就白了。这哪是什么“姓毛的”，这是毛委员啊！是中央派来指挥秋收起义的核心人物！
陈浩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扔，帽子都顾不上扶正，拔腿就往外跑。
杨梅生看着营长这副火烧眉毛的样子，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回怕是闯大祸了，把大领导给拦在门外头了。
03
等到杨梅生跟着跑到门口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更懵了。
只见平时威风凛凛的营长陈浩，这会儿正站在那个高个子男人面前，又是敬礼又是赔笑，那腰弯得都快成虾米了，嘴里不停地解释着什么。
那个被拦下的高个子男人——毛泽东，倒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杨梅生硬着头皮走了过去，站在一边，低着头，等着挨骂。那时候军纪严，冲撞长官这事儿可大可小，要是碰上脾气不好的，关禁闭那是轻的。
谁知道，毛泽东看着这个满头大汗、一脸紧张的小战士，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起来。
他拍了拍身上沾的一点灰尘，指着杨梅生对陈浩说：这个兵不错嘛，警卫工作就是要这样，只认制度不认人，要是谁都能随便进出，那还要警卫干什么？
这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心里都热乎乎的。杨梅生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这才算是落回了肚子里。他偷偷抬眼看了一下这位毛委员，发现这大领导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反而透着股子亲切劲儿。
这事儿之后，杨梅生算是“出了名”。
不过这个名出得好。没过多久，因为前委需要加强保卫力量，有人就推荐了杨梅生。理由很硬：这小子原则性强，连毛委员都敢拦，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再加上杨梅生和毛泽东是老乡，这层关系在那个讲究乡土情结的年代，也算是个加分项。
就这样，那个曾经在药铺抓药的学徒，那个在文家市门口愣头愣脑的哨兵，摇身一变，成了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这一跟，就是枪林弹雨，就是出生入死。
04
时间一晃，到了1931年。
这会儿的杨梅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看大门的班长了，他已经成长为一名能带兵打仗的营长。
那年年底，一个绝密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去闽赣边界接应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是谁？周恩来。
那时候的局势，比1927年还要凶险。上海的中央特科出了大事，顾顺章那个软骨头叛变了，把党在上海的底细卖了个底掉。周恩来必须马上撤离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去。
这一路，那是真正的步步惊心。周恩来先是坐船到了汕头，然后一路辗转。杨梅生的任务，就是负责闽赣边界这一段的护送。
杨梅生带着一个营的兵力，早早地就埋伏在了接应地点。
接到周恩来的时候，大家伙儿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就在他们准备护送周恩来往回撤的时候，侦察兵火急火燎地跑回来报告：前面发现敌情，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正张着口袋在那儿等着呢。
这下麻烦大了。
你想啊，对面是一个团的兵力，杨梅生这边只有一个营。要是放在平时，杨梅生这种猛将，哪怕是一个营也敢跟对方硬碰硬地干一仗。但今天不行，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周恩来。
万一打起来，流弹不长眼，要是伤着了周恩来，那把杨梅生枪毙十回都不够赔的。
这时候，杨梅生的脑子转得飞快。
他把地图往地上一铺，看了看地形，心里有了主意。他没让部队抱团走，而是玩了一招“声东击西”。
他命令两个连的战士，大张旗鼓地往东边运动。一边走还要一边造势，枪声打得震天响，号角吹得呜呜叫，搞得好像主力部队要从东边突围一样。
这一招果然奏效。那个保安团的敌人一听东边动静这么大，以为抓住了红军的主力，呼啦啦一下全往东边压了过去。
趁着敌人被调动的时候，杨梅生亲自带着剩下的一个连，护着周恩来，悄悄地从西边的一条小路穿插了过去。
那条路不好走，全是山沟沟，但胜在隐蔽。
整个过程，杨梅生的手一直扣在扳机上，一刻也没敢松开。直到把周恩来安全送到了长汀，看着周恩来走进了接应的队伍，杨梅生这才感觉后背全是凉汗。
这次护送任务，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厮杀，但那种在刀尖上跳舞的紧张感，一点也不比打大仗差。周恩来后来提起这事儿，还专门夸过杨梅生，说这人不仅勇猛，脑子还特别好使。
05
如果要说杨梅生这辈子最“爽”、最解气的一仗，那绝对是1935年长征路上的那次“打飞机”。
那时候长征已经到了最艰难的阶段。红军刚刚四渡赤水，虽然甩掉了一部分敌人，但天上的飞机却像苍蝇一样，怎么赶都赶不走。
那时候国民党的空军那是相当嚣张。他们知道红军没有防空武器，连高射机枪都少得可怜，更别说高射炮了。所以那些飞行员胆子大得很，有时候飞得低到连地面上的人脸都能看清，追着红军的屁股后面扔炸弹，扫射。
1935年3月，部队行进到了茅台镇附近的鲁班场一带。
战士们本来就累得半死，好不容易想歇口气，头顶上又传来了那种让人心烦的“嗡嗡”声。
三架敌机，成品字形，大摇大摆地飞了过来。
紧接着就是炸弹落地的呼啸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泥土被掀起好几丈高。不少战士还没来得及隐蔽，就倒在了血泊里。
当时的杨梅生，身体其实状况很差。他正在打摆子（也就是疟疾），忽冷忽热的，整个人都虚脱了，是被担架抬着走的。
可一听到炸弹声，一看到身边的战友受伤，杨梅生那股子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
他一把掀开身上的被子，从担架上跳了下来。那个平时连路都走不稳的病人，这一刻却像头暴怒的狮子。
他冲到军委警卫营的阵地上，找到了总参的首长。他也不管什么上下级了，红着眼睛喊：首长，咱们不能光挨打不还手啊！这么下去，队伍要被打散了！
首长也是被打得一肚子火，看着战士们牺牲，心都在滴血。他一咬牙：打！给我狠狠地打！
有了命令，杨梅生立马来了精神。他冲到机枪连的阵地上，大声指挥战士们把四挺重机枪架起来。
这时候，那三架敌机刚刚轰炸完一轮，正嚣张地在空中转弯，准备进行第二轮俯冲扫射。
杨梅生是个老兵，他知道飞机这玩意儿速度快，直接瞄准它是打不中的。他大声喊着：把枪口抬高！算好提前量！等它俯冲的时候，给我织一张网等着它！
所有的机枪手都屏住了呼吸，枪口死死地指着空中。
敌机越来越近，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耳膜生疼。那架领头的飞机似乎根本没把地面的几挺机枪放在眼里，直愣愣地就冲了下来。
“打！”
杨梅生一声令下，四挺重机枪同时开火。
那子弹就像泼水一样扫向天空。不得不说，杨梅生的判断准得吓人。那架敌机正好撞在了弹雨织成的网上。
只听见空中传来“当”的一声巨响，那是金属被击穿的声音。紧接着，那架飞机的屁股后面冒出了一股黑烟，机身猛地一歪，失去了控制。
就像一只被打断了翅膀的鸟，那架不可一世的飞机一头栽向了旁边的赤水河。
“轰”的一声，水花溅起老高。
剩下那两架飞机一看这阵势，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哪见过红军有这火力啊，原本以为是来打靶练手的，没想到碰上了硬茬子。剩下的炸弹也不扔了，调转机头，屁滚尿流地跑了。
阵地上的战士们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那可是飞机啊！在那个年代，能用步兵轻武器把飞机干下来，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杨梅生站在阵地上，看着远处河里冒起的黑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个打摆子的虚弱劲儿仿佛都被这股子兴奋劲给冲没了。
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也让国民党的空军再也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低空轰炸了。
06
从文家市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哨兵，到长征路上怒射苍穹的猛将，杨梅生这一路走来，靠的就是这股子“硬气”和“认真”。
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也是一路硬仗打过来的。到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那个曾经在药铺里抓药的小学徒，肩膀上扛上了两颗金星，成了开国中将。
建国后，杨梅生在湖南军区当司令员。
那时候和平了，不用打仗了，但老将军的那股子认真劲儿一点没变。
到了晚年，杨梅生身体不太好，毕竟战争年代受过太多伤，光是重伤就有好几次。但他从来不跟组织提要求，也不让家里人搞特殊。
他把那些勋章、奖章都锁在柜子里，很少拿出来炫耀。家里的孩子有时候问起当年打飞机的事儿，他也就笑笑，说那是被逼急了，没什么好吹的。
1978年1月9日，杨梅生在广州病逝，享年73岁。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那个曾经在文家市门口拦下毛泽东的年轻身影，那个在赤水河畔指挥机枪的愤怒身影，最终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背影。
他这一辈子，其实就印证了一个理儿：
不管是当哨兵还是当将军，只要是你该守的门，天王老子来了也别让；只要是你该打的仗，哪怕只有几杆破枪，也得敢对着天上的铁鸟亮剑。
这种人，这辈子，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