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7日凌晨，中南海西门铁门吱呀而开，夜灯映出押送车的轮廓，护送人员让刚被逮捕的江青下车。她昂着下巴，甩出一句“我跟主席生活了三十八年”，声调高得足以惊醒秋夜的寒鸦。此刻，她已不再是昔日的“第一夫人”，而是一名重大嫌疑人，这一幕也为五年后的监狱会谈埋下伏笔。
同一天的千里之外，陕南商县的窑洞里，76岁的彭真收拾好锄头，摊开当天的《陕西日报》。短篇通讯里只寥寥几句：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将江青收押。老市长抬头望向山口的雨雾，心里暗想：“法律回来的日子终于不远了。”他在流放地依旧坚持读马列著作，每天写毛笔字练精神，从未怀疑过正义的归途。
1979年2月1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水晶灯洒下一片白色光晕。华国锋递给彭真一份文件，声音平静却清晰：“中央决定彻底为你平反，并请你牵头林彪、江青两案审判。”老干部点头应下，只说一句“遵命”，指节却轻微发白——他明白，这既是个人雪耻，也是共和国法治的压力测试。
“两案”专案组随后成立，预审、归档、定性，每道程序都要有文字、有签名。彭真给全体办案人员立下规矩：“材料不上桌，口头意见一律不算。”年轻调查员背后小声吐槽“老爷子真轴”，但谁也不敢偷懒。有人夜里查材料困得直打盹，他直接推门进屋：“犯困可以站着看，案情不能漏一行。”
江青的卷宗最厚，高高一人多，像一堵新砌的青砖墙。她被单独关押在秦城监狱条件最好的房间，每次提审都要整理头发、抻平衣角才肯出门。审讯笔录常常成了她的个人演讲稿：先自夸“无惧坐牢”，继而痛斥对方“无权审判”，最后猛拍桌子，一小时问不出一句实质回答。录音员无奈地说：“又白板归来。”
1980年11月20日，特别法庭第一次公开开庭。江青在被告席上刻意露出手腕旧伤，试图扮演“革命烈士”。庭审停顿时，她高喊“我是毛主席的战士”，法庭安静三秒，书记员低头继续敲键盘。多轮审理后，罪名逐条坐实，讯问记录、证人证言、影像资料全都锁进铁柜，程序铁板一块。
1981年初，按照法律程序，被告可提出最后请求。彭真率工作组进秦城，对林彪、江青集团主犯逐一谈话核对。会见当天，警卫只摆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墙角挂着石英钟，“滴答”声格外清晰。江青先开口，语气硬得像枪栓：“我要见华国锋。”彭真抬眼，平静回绝：“不合规定。”她又要求见邓小平，回答仍是冷静的“不行”。短促沉默后，只剩钢笔划纸声。
有意思的是，彭真并未立即结束会面，而是补一句：“有没有医疗或生活方面的困难？”江青沉吟片刻：“胃不好，想要苏打水。”记录员写下请求，两小时后，狱方送来几听饮料。外间传言江青当场拍桌子大叫，实情却是她接过水罐，低声冷笑：“历史会给我评判。”彭真没有理会，只在笔记本写下八个字：罪责确凿，依法办理。
谈话完毕，他走出会见室，迎面是冬日刺骨的北风。办案人员请示是否追加提审，彭真挥手道：“材料已够，用事实说话。”几天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宣布：江青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到“缓期”二字，她先是歇斯底里地喊叫，紧接着漂浮般跌坐回座椅，面色忽青忽白。
此后几年，江青在秦城慢慢度过刑期。胃病、咽痛、关节炎接连出现，医疗小组按规定每周两次例检。1983年，秦城监狱新建病房，她被转入独立病室，墙上仅一张毛主席像。那些日子，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还要写书。”然而稿纸始终空白，只有片断词句，写到一半就被扔进废纸篓。
彭真则埋头人大立法工作。1984年完成刑法修正草案当天，他在深夜翻到那本旧笔记，看见“罪责确凿”四字，随手在旁画了横线，像在案卷上盖结案章。身边工作人员感慨：“审判结束了可他一点没停。”有人问他累不累，76岁的老人笑说：“法律文书哪有不累的，不过心里踏实。”
1991年5月14日清晨，负责看护的护士推门送早餐，却发现江青自缢于病房窗前。消息飞速传往中南海，再递到彭真案头。他只是放下茶杯，合上文件，没有任何评价，随后继续校对《宪法修正案》草稿。两条人生轨迹至此彻底收束：一个在监室里与孤灯为伴结束生命，一个在办公室里伏案至深夜坚持到95岁。
1981年那张方桌的对话看似短暂，却宣示了法律面前无殊途的原则——身份、地位、背景，统统要在“证据”二字前退场。江青的咄咄逼人和彭真的从容克制，恰好构成鏡面：一面是虚妄的个人凌驾，一面是制度的冷静运转。正因为后者占了上风，中国的法治进程才真正翻开新的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