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的一个深夜，西花厅内的灯依旧亮着。毛泽东披着灰色棉衣，在茶几前踱步，临别时突然转身，对身旁那位二十七岁的女译员嘱咐了一句：“记住，总理的话。”声音低沉，却分外清晰。唐闻生愣在原地，直到秘书示意，她才轻轻应了一声。谁也没想到，这句叮嘱此后会被老人反复提起。
毛泽东为何对一个年轻译员如此看重？要找到答案，得把时钟拨回二十七年前。1943年春，纽约布鲁克林一间普通产房里，唐闻生呱呱坠地。父亲唐明照、母亲张希先皆出自广东侨乡，家学渊源深厚，却把全部心力倾注在抗日与救亡的海外宣传上。因而唐闻生从小就在学术与政治交织的空气中长大，对陌生文化毫无畏惧，也对民族命运充满好奇。
1952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唐家举家回国。彼时的北京院落，与曼哈顿的高楼截然不同，但唐闻生很快在新环境里找到了节奏。北师大女附中三年时间，她几乎包揽所有英语朗诵比赛的第一名。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三年念完五年课程，这个纪录直到今日仍被老教师津津乐道。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65年。周恩来需要从北外挑选一批青年才俊充实外交队伍，冀朝铸走进教室时，第一眼就把目光落在唐闻生身上。四个月后，她站在外交部的大门前，看着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心跳快得像架节拍器。新人初到教育司英文组，文电翻译、材料整理、口译训练，她全都一丝不苟，可要跻身核心场合，还得经过更严苛的考验。
1966年7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团南下武汉。毛泽东也恰在当地，中央临时决定由唐闻生担任英语翻译。第一次直面最高领袖，她紧张到晕厥，一度被工作人员抬到一旁吸氧。好在那次接见最终未用英语发言，这才免去一次“战场检验”。惊魂未定之余，她暗暗发誓：下一回绝不能再当“逃兵”。
接下来数年，她几乎把全部休息时间都给了词汇卡片、古典诗集和世界近现代史。1970年，努力换来机会。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长谈五小时，唐闻生全程口译，错误寥寥无几，仅在提及三国典故时微微停顿。老人并未责怪，反而亲手写下原文，递给她揣进笔记本。从那天起，毛泽东总把这位年轻姑娘叫到身边，谈到微妙问题时常说一句：“你去问总理。”随后又叮嘱：“我不在，你们听周总理的。”
毛泽东的信任，与周恩来的培养同步发酵。1970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周恩来与对方进行五次单独会谈，唐闻生首次独挑大梁。周恩来的苏北口音不好拿捏，他的语速又时常忽快忽慢，这对译员是场硬仗。唐闻生在厚厚的资料里翻出叶海亚的历任军职、国内派系、宗教背景，逐条熟记。会谈持续到深夜，她依旧保持清晰节奏，连对方随口引用的乌尔都语谚语也能即席转译。散会后，周恩来罕见地拍拍她的肩：“加油。”短短两个字，让她忍不住背过身去抹了把汗水。
1971年4月“乒乓外交”那场轻松却分量极重的会见，又一次让唐闻生站到镁光灯下。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调侃国宴菜式，她则应声译出，让周恩来顺势化解尴尬。外国记者席间频频低声议论：“这位南希·唐是谁？”基辛格七月秘密抵京落座时，下意识抛出一句“Hello， Nancy”，算是给自己做了铺垫。唐闻生稳稳接话，里面听不出丝毫炫耀，却不经意令对方放下戒备。
经历激流与暗礁，她渐渐明白毛泽东那句反复叮咛并非简单的托孤。1970年时，老人身体已不支，政治局势又瞬息万变，年轻译员若无依靠，很容易迷失方向。周恩来兼具定力与远见，更懂外交斡旋的分寸，是最佳指引。唐闻生把这份嘱托写进工作日志，也写进自己的行事准则。
1975年6月，毛泽东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引用《运命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段。唐闻生当场没完全捕捉典故，轻声致歉，毛泽东挥笔写下原句交给她。两天后，她把中英文对照稿送上，夹带一份近两千字的背景说明。老人翻到最后一页，点了点头：“可以。”
时间进入1976年，彼时的大山已现裂痕。周恩来1月逝世，唐闻生在国务院礼堂值班，完成外宾吊唁口译后才去灵堂鞠躬。短短几个月，她接连送走两位最重要的长者。声泪俱下不合外交礼仪，她只能把哽咽压进喉咙。外界只看到她依旧沉稳，却无人知道那晚她独坐台灯下，把厚厚的工作笔记翻了一遍，又在扉页写下八个字——“谨遵遗命，忠勤职守”。
1984年，组织安排她到新的岗位继续服务国家，身边的朋友陆续成家，她依旧把全部精力放在案头。从西花厅到国务院，再到首长专机和各国谈判桌，几十年间她保持一件习惯：每完成一次重大翻译任务，就在笔记本底页写上一行小字——“听周总理的”。被问起原因，她只淡淡一句：“这是主席的嘱托，也是职业底线。”
岁月更替，那句叮嘱仍在外交部的传说里回响。有人说这是一种信任，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担当。但在唐闻生看来，它只是1970年冬夜里一位老人最朴素的期望：国家需要稳健的桥梁，而桥梁必须有人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