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冬，首都银杏叶刚落，光大集团副总裁魏文烈站在长安街的高楼窗前，突然对同事感慨：“我想换一条路。”这句话几乎无人当真，因为当时的魏文烈无论名望还是位置，都已是令人艳羡。然而一年后，事态急转：他申请回川，组织部门研究后，准备让他出任重庆市副市长。就在所有手续即将走完之际，魏文烈再次“跳格子”——要求去香港主持渝丰国际有限公司，并得到批准。这一步，将他推向了金融风暴的中心。
渝丰公司1986年7月在港注册，注册资本狭小，却肩负重庆在港对外窗口的职责。公司刚挂牌，魏文烈便绕过董事会，动用银行贷款，与日本三和银行签下第一笔日元—美元掉期合约。四个月后小赚一万多美元，他兴奋得像高中生拿了满分卷。渝丰内部有人提醒他：“公司章程禁止投机。”魏文烈摆手：“不过是保值，大家别紧张。”一句轻飘飘的话，让风险的闸门彻底打开。
1987年至1988年，渝丰在香港股市与外汇市场的成交额扶摇直上。买三菱重工股票，他赢了；染指黄金期货，他又赢了；于是胆子越捂越不住。为了实时盯盘，他租用路透终端机，请来外汇交易员，租金与工资都是美元计价。到1988年底，黄金和外汇同时掉头，渝丰亏损63.7万美元。按理说应当踩刹车，可魏文烈认定“行情总有回头”，资金投得更猛。1989年度账面亏损飙到1312.8万美元，折算人民币过亿，重庆市财政随之高烧不退。
8月的一天，省纪委收到匿名举报。谈话会上，纪委书记语重心长：“外汇投机风险成倍，你必须立即停止。”魏文烈口头答应，可转身仍旧在香港加仓。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刘志忠特地赶到香港，十一小时面谈：“再做，只准小于一千万美元，还得报批。”魏文烈含笑点头，背后却迅速把仓位拉到两亿多美元。新鸿基金业的记录显示，仅1989年10月至1990年初，单笔超额合约七十余笔，最大一笔达360亿日元。
1991年6月，渝丰亏损已累积到六千万美元。重庆每年为此偿息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当时全市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小窟窿。群众质疑声四起，重庆市政府不得不派审计组进场。审计报告揭开了黑洞：1986年到1991年，魏文烈共下单七十亿美元，最终净亏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亏损只是冰山一角，更触目的是利益输送。
魏文烈有一子一女，均在美国求学。1989年6月，儿子魏强毕业即被安排进渝丰美国子公司富吉，起薪三万美元，两个月后升财务总监；1990年春节刚过，升副总裁，工资涨到五万美元，比同公司业务骨干整整高出一倍。那年年底，他又一次签字给儿子额外发放近两万美元“项目补贴”。同时间，他拍板以一千三百万美元收购一家只值九百万美元、且技术落后的加拿大激光打印公司，反对意见如潮，他置若罔闻。11月，女儿魏伟被直接空降到该公司，年薪三万六千加元。1991年4月，打印公司告负四百多万美元关停，魏文烈又将其“外壳”改名为富吉加拿大公司，让兄妹俩双双进入董事会，风险却全部留给渝丰。
除了输送职位与高薪，魏文烈本人亦在美国西雅图购置别墅和豪车。财产登记写的都是个人名字，他对同事解释：“国外只认私产，没办法。”在北京、重庆均有住房的情况下，他常常入住五星级酒店，每晚上千美元，开支直接计入公司待摊费用。财务部门提出异议，他留下一句“公关需要”便不再讨论。
1992年8月，检察机关对魏文烈立案。有人替他辩护：“香港市场允许外汇买卖，渝丰属资本主义经营模式，不能用大陆法律评价。”更有人美化他“放弃副市长职位，一心为国经营”。然而事实清晰：渝丰章程明令禁止投机；更关键的是，所有损失皆由重庆财政兜底，与私人投机无异。检方以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罪名将其移送起诉。
案件移交法院前，魏文烈曾有一句自辩：“我已五十八岁，没贪污一分，亏了钱也是为国家搏。”听上去义正辞严，实则掩盖了制度与监督的真空。站在当年那堆堆账本之上，动辄以亿为单位的负债赤裸裸写着代价：地方财政紧缩、市民福利缩水、企业项目被迫延期。在重庆经济最吃劲的年月，6000多万美元本金加500多万美元利息成为压在城市胸口的大石。
司法程序启动后，各方呼声渐趋平静。随着真相披露，渝丰公司不得不出售部分资产、裁撤海外子公司，以求止血。魏文烈的豪宅与车辆被查封，兄妹二人被要求离开富吉公司，更多的后续清理工作仍在继续。最惨痛的是资金黑洞造成的连锁反应：若干地方项目因缺口被迫停工，银行信贷趋紧，中小企业融资更难。
有人从此案得出教训：政策空白与监管真空叠加个人野心，后果不言而喻；也有人注意到，层层提醒却无人真正刹车，同样值得警惕。渝丰被定位为“社会主义所有、资本主义经营”的实验窗口，本是改革的一步棋，可执行层面没有闸刀，棋局就走成了死角。魏文烈没有侵吞国库，却把财政推到险崖，性质之恶并不比贪腐轻。
案卷最终送达法院，结局已无需多言。当年那句“我想换一条路”，到头来让重庆背负巨额利息，让国家付出惨重代价；更让外界明白：再宏大的头衔、再光鲜的履历，只要监管掉链子，就可能变成灾难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