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下旬，长江水面寒气逼人。“洛阳号”军舰停在安庆江心。登岸之前，毛主席把夜色里的船舷当作椅子，突然抬头问随行干部：“陈独秀的老家就在前面吧？”一句话，让甲板上几位海军警卫都愣住了。陈独秀，这个十多年前被党严厉批判的人名，竟在这样的夜里被提起。
第二天省委干部傅大章上船汇报地方工作。毛主席听了几句后，话锋一转：“陈独秀还有什么亲人？”傅大章答说陈家只剩次子陈松年，靠在窖厂修机器糊口。毛主席低头思索几秒：“日子紧巴就得帮，别让人家变卖旧居才凑生活费。”短短几句，安庆地委的态度从犹豫变为明确。表面上是一笔三十元的小补助，实则是对“五四启蒙”首倡者的另一种历史评议。
为什么毛主席始终念着陈独秀？时间拉回1917年。那年春天，《新青年》刊出一篇《体育之研究》，作者毛泽东，时年24岁。稿子被陈独秀亲手放进铅字排版。一个湖南师范生的名字，从此出现在北平进步青年茶余饭后的议论里。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是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声音可以传到长江以北。”
一年后，北大图书馆阴冷的拐角处，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毛主席操着湘音，陈独秀带着安庆腔，两种方言碰撞出同一句感叹：“中国需要新路。”旁人或许只觉得热闹，可那一刻，年轻人从陈独秀身上看到“敢破旧世界”的勇气，而陈独秀也注意到那双坚毅的眼睛。
1921—1923年的上海，夜半灯火常亮。中央机关的简陋办公室里，陈独秀忙着起草文件，毛主席伏案整理组织名单。那段日子，两人之间既是同事又近乎忘年交。陈独秀说：“湖南那块地方交给你，我放心。”毛主席笑答：“只怕搞得太响，你别嫌吵。”外人看着和谐，却没想到四年后分歧会突然爆发。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陈独秀犹豫于国共合作的余温，毛主席已在南昌、湘赣边界筹划武装反击。两条路线由此分岔。毛主席写信急切催促中央关注农民，信件被堆在纸堆底下；陈独秀则在政治局会上反复强调城市工作优先。彼此的信任在枪声与争论中被消耗。
同年夏天，陈延年和陈乔年在龙华、枫林桥相继遇害。监牢里传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惟愿革命速胜”。双子牺牲，击碎了陈独秀最后的心理支柱。有人劝他南下香港暂避，他摆手：“孩子都走了，我避什么？”悲愤使他转向托洛茨基的论点，也埋下了与党中央彻底决裂的种子。
1932年，公共租界巡捕房深夜搜捕，陈独秀被押往南京，从此五年铁窗。1937年8月23日出狱，他早已须发花白。延安来电愿意商量合作抗日，毛主席和张闻天提出三条条件：承认托派错误、支持统一战线、实际行动证明诚意。电报语气并不苛刻，却被陈独秀视为“逼我低头”。他对好友罗汉苦笑：“历史真难说谁错谁对。”一句倔强，堵住了归队的大门。
1942年5月27日，四川江津，深夜微雨。病重的陈独秀靠在竹椅上，对照顾他的学生喃喃：“延年、乔年，爸快见到你们了。”黎明前，呼吸停了。消息传到延安，一间窑洞里沉默良久。毛主席把报纸放下，只说了五个字：“可惜，也该我。”
六年后，船过安庆，毛主席再谈陈独秀，其实已暗自做出补偿。党史研究室根据指示，将“对中国共产党之早期贡献”写入档案。再过几年，1961年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推出，陈独秀的名字重新出现——评价严肃而不失公允。
1959年8月，庐山云浓雾重。会议厅内，关于“大跃进”与“反右倾”的争论升温。一次休会间隙，毛主席望着山谷对彭真说：“陈独秀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若当年把他请到延安，也许不会走到那一步。”声音不高，却足够清晰。几位中央委员默然，无人插话。对昔日导师的缅怀和对自己选择的反思，就凝固在那段回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