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14日凌晨，沈阳北站的站台灯火通明，李德生披着大衣站在风里，车轮刺耳的摩擦声一停，他快步迎上去。“老李，我是到处点火的呀！”邓小平边握手边笑，幽默得像是随口一句闲谈，却把几个月来一路撒下的“火种”点得更亮。
车厢里还残留着铁轨的晃动感。邓小平放低声音补了一句：“广州、成都、这回东北，三把火，烧旺了再说。”李德生会意地点头，却没急着追问细节。两位老军人都清楚，真正的较量在思想禁区，而非会议文件。
时间往回拨一年。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不足百日便南下广州。那时广东干部头疼的，是偷渡港澳与“养三只鸭子算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沾资本主义”的稀奇规定。邓小平听完只丢下一句：“政策不对头，老百姓为什么要冒险？”会后允许地方“先走一步”，相当于给了第一缕火星。
广州回京途中，他对叶剑英说，“广东是窗口，风大点没事。”这句话很口语，却埋下了后来“特区”概念的伏笔。不得不说，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任何一条新路都像救命稻草。
1978年2月初，邓小平访问缅甸返程，在成都稍作停留。四川省委把“包产到组”情况摊在桌面，担心挨批评。邓小平把茶杯往桌上一搁：“有的同志连几只鸭子都怕，你们还怕什么？”两行字的批示：“自己能解决的，先干。”第二把火就这样烧到西南。
四川随后发文，允许自留地、副业、包干试点。很多农民后来回忆，那张薄薄的红头文件“比春雨还及时”。经济账简单：一亩田多打几十斤粮，吃穿立见。
再把镜头推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界炸开了锅。其实文章见报前，邓小平已批示同意刊发，他要的就是这股“敢想敢说”的劲儿。火种不只烧田野，还要烧进书斋。
9月14日至16日，东北行正式开始。陶赖昭、庆油田、长春——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和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谈到引进设备、物质奖励，邓小平忽然停顿，抬手画了个圈：“关键还是思想太死，手脚自己捆自己。”大庆工人听说他要来，连夜擦亮铲车，王进喜的“铁人”故事再次被提起，“我们不差干劲，就差政策。”现场有人这样回应，引来一阵掌声。第三把火，在东北油城彻底点燃。
李德生陪同到沈阳军区座谈。席间，邓小平放慢语速：“四个现代化，光喊口号不行；不让地方动起来，也不行；思想再不松绑，更不行。”老司令们听得直点头。短短几句话，其实已勾勒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方向——工作重心必须转到经济建设上。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沈阳还特地抽时间看望坦克修理厂。工人围上来问：“国外机器真有那么先进吗？”邓小平笑答：“快得很，催人跑。咱们要跑起来。”一句轻描淡写，却让车间技工的眼睛亮闪闪的，比谁都渴望把旧设备换成数控机床。
10月，他赴日本访问，新干线疾驰之中，邓小平对随行人员感慨：“就是快。”再回国，他向有关部门要数据：若引进国外流水线，一辆轿车生产时间可缩短多少？这不是好奇，是在为“外资”“特区”试水。
同年12月，北京西郊宾馆灯火通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正式确认：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头等大事。散会深夜，邓小平对几位老同志说，“三把火烧旺了，炉子就热了。”他没有再解释，这些人都懂。
1979年春天，广东递上一份报告：划出深圳、珠海等几块区域，对外开放。叶剑英拍板支持，邓小平批示：“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政策落地时，卷宗薄得可怜，靠的是胆子。广东干部后来回忆：“中央不给钱，就给一句话：放手去干。”
翻看这一年半的行程图，广州、成都、东北三省，点点星火连成线。不管外界如何评说，“到处点火”四个字，道出了他的工作方法——先让一部分地方试错，正如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摸着石头过河，不下河永远学不会游泳。”
三十多年过去，中国经济总量从温饱边缘跃至世界前列。当年三把火烤出的改革信心，如今已化作看得见的钢筋、水泥和数据。回到那个凌晨的沈阳北站，那句“我是到处点火的呀”既是玩笑，也是一把钥匙：点燃的，其实是解放思想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