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高英淑偕同丈夫踏入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馆，提出政治庇护申请。
彼时朝鲜正深陷金日成去世后的“苦难行军”时期，高英淑并非普通外交官，她是金正恩生母高英姬的胞妹，曾以外交官身份陪同金正恩在瑞士留学。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她与朝鲜权力核心的关系，美国政府迅速批准了她的庇护申请，将她与丈夫转移至法兰克福。
随后进入美国，在美国期间高英淑曝光金家的一个情报，那么问题来了，高英淑为何要逃往美国？她又曝光了什么？
高英淑
高英淑与丈夫在美国的生活与他们在朝鲜时的特权地位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夫妇俩接受了整容手术，并被纳入证人保护计划。
他们的新生活始于靠近中情局的一个临时住所，不久后搬到一个韩国教堂附近，但那里的人总觉得他们“不像朝鲜人”，迫使他们再次迁移。最终，夫妇俩定居在一个几乎没有亚洲人的美国小城市。
丈夫李江最初每天工作12小时维持家庭开销，后来他们开了一家小干洗店，生活才逐渐稳定下来。
他们的三个孩子在美国成长，对朝鲜半岛毫无兴趣——大儿子研究数学，女儿从事计算机科学，小儿子帮忙打理家族生意。
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高英淑作为监护人陪同金正恩在瑞士伯尔尼国际学校学习，她回忆那段时光时，描述了一种刻意营造的“普通生活”。
她像母亲一样照顾金正恩和他的哥哥金正哲，给他们做朝鲜菜和点心，鼓励他们带朋友回家，她会带孩子们去欧洲的迪士尼乐园，去阿尔卑斯山滑雪，甚至去意大利旅游。
在这表面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权力的预兆早已显现，高英淑回忆说，金正恩八岁生日时收到了一套镶有星星的大将制服，从那时起，真正的将军们开始向他鞠躬。
高英淑曾以“小大将同志”称呼十岁的金正恩，这机灵的男孩却紧追着发问：“我为何是小大将呢？” 从此，称呼中的“小”字被去掉，变成了“大将同志”。
高英淑的家族背景在朝鲜政治生态中具有特殊意义，她和姐姐高英姬属于“归还旅日朝胞”，即在日本出生后回到朝鲜的朝鲜族人。
这类人在朝鲜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常常受到歧视，在朝鲜官方体系中，他们通常不被允许进入军政等关键领域，多数从事体育、艺术等工作。
高英姬成为金正日妻子后，整个家族的命运发生了转变，金正日甚至亲自为高英淑选择了丈夫李江，但这种依靠婚姻关系获得的地位在朝鲜权力结构中往往是脆弱的。
金正日的第二任妻子成蕙琳被遗弃的命运，很可能给高英淑带来了深刻的心理冲击。
1998年5月，高英淑偕同丈夫向美国驻日内瓦使馆递交政治庇护申请，至于二人叛逃缘由，外界众说纷纭，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版本。
高英淑坦言自己“知悉诸多秘密”，而李江秉持“不宜与金氏家族过从甚密”的观点，二人话语虽短，却似藏着诸多深意。
当时朝鲜正处于“苦难行军”的后期，国家面临极度的粮食困难，这一时期的朝鲜社会动荡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决定。
高英淑的叛逃并非金氏家族中的孤例，1982年，金正日前妻成蕙琳的侄子李汉英从瑞士逃往韩国，成蕙琳的姐姐成蕙琅也在1996年从莫斯科逃往西方国家。
作为朝鲜第一家庭的亲近成员，高英淑对美国情报机构具有重要价值，据报道，她向美方提供了关于金正日在海外秘密持有资金的情报，这些资金分布在纽约、伦敦股市及瑞士银行等地，总额可能高达40亿美元。
令人意外的是，2015年，高英淑夫妇委托韩国律师康容硕提起诉讼，控告三名朝鲜前官员在2013至2014年的电视节目中散布关于他们的虚假信息。
他们特别否认了“高英淑赶的走金正男”和“滥用秘密资金进行整容手术”指控，这起诉讼索赔6000万韩元，显示了这对夫妇对自己名誉的在意，尽管他们已在美国获得新身份。
金正恩上台后的权力巩固过程中，对亲属的处理方式可能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像高英淑这样的家庭成员会选择离开，2013年，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被处决，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
紧接着，2014年4月，朝鲜人民武力部长玄英哲也被处决，不久后，朝鲜“二号人物”崔龙海被下放农场接受革命教育。
这些事件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朝鲜的权力游戏是零和博弈，胜者获得一切，败者可能失去一切，包括生命，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金氏家族的近亲也可能感到不安全。
高英淑的丈夫李江曾表示，他最终希望回到朝鲜，成为美朝之间的“斡旋者”，但这种愿望在当前的朝美关系下显得尤为复杂。
如今的高英淑在美国市郊经营着一家干洗店，她的三个孩子完全融入了美国生活，李江仍怀抱着有朝一日能返回朝鲜充当美朝桥梁的愿望，但在朝鲜去年修宪将韩国定为“头号敌国”并彻底切断朝韩联络渠道的现实下，这愿望渺茫得如同一缕轻烟。
朝鲜的权力游戏依然在封闭中继续，而曾经的参与者已在世界的另一端改名换姓，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