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稳定感很快就伴随着新的疑问浮现。过去两年，民众党团在立法机构里的存在感和攻击力，很大程度来自黄国昌这个总召的经验与节奏掌控。一旦他离开席位，接手的将是几位几乎没有立法经验的新人，能不能在短时间内适应攻防强度，本身就存在不小变数。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外界的关注开始从“有没有履约”，逐步转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从地方选举的角度看，这样的安排更容易理解。高雄市长选举长期是蓝营最难突破的战场之一，地方派系复杂、利益交错，只要内部协调稍有失衡，就可能先自乱阵脚。王金平愿意出手，至少意味着派系之间更容易被拉回同一张桌子上谈，原本可能公开爆开的摩擦，有机会在内部被消化掉。对其他派系竞争激烈的县市来说，这种“压内斗”的能力，同样有现实价值。
地方层面的布局逐渐成形之后，黄国昌的处境也随之显得更加清晰，因为他的辞职并不等同于退出政治舞台。他之所以必须辞职，其中一个现实原因，是为备战新北市长选举腾出空间。辞去“立委”身分后，他仍然是民众党主席，政治影响力并未随之消失。按照安排，1月31日正式辞职后，他将转为专职直播主，通过网络声量持续监督民进党。换句话说，他离开的只是立法机构的座位，而不是政治参与的渠道。
这也意味着，民众党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在不同层面感受到他的存在。即便不再坐在席位上，他依旧可能通过舆论、议题设置等方式，对党团运作产生影响。只是，立法机构的日常攻防毕竟需要有人当场拍板、当场协调，少了总召这个角色，党团的节奏是否会被打乱，仍需要时间验证。一旦出现空档，蓝白合的推进方式势必随之调整，原本可以同步进行的合作，很可能被迫放慢。
最终绕不开的，仍是一个现实判断：要撼动民进党的优势，靠的是组织、制度和协作的持续运作，而不是单点爆发的声量。只要这套结构能够跑起来，蓝营在2026年的空间就会被一点点撑开；如果跑不动，再多的策略弹性，也可能转化为彼此消耗的内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