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的巴黎依旧寒风凛冽，塞纳河面浮着薄雾。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一身军大衣，步履从容地走进爱丽舍宫。旁人只知他谈笑间赢得戴高乐的敬意，却很少有人想到，这位将军大使四个月前还在印尼雅加达为两百余万华侨奔走，转身便挑起中法建交的重担。黄镇骨子里的那股硬气与柔情，就在这种来去匆匆的转换里悄然酝酿。
时间再往前推十二年，1952年夏天，上海静安寺路的招待所小院里，陈毅端着茶碗打趣黄镇：“黄镇有三绝——书画诗，若能常写作，定为天下知。”一句玩笑挑亮了灯下的友谊。两人都曾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又同样热衷笔墨诗词，彼此欣赏自是不言而喻。那年陈毅44岁，黄镇43岁，肩头的军衔与诗笺上的浪漫在夜风里交织，难得的惺惺相惜由此奠定。
友谊之外，是日复一日的硬仗。1954年10月，黄镇刚从匈牙利任期满载誉返国，妻子朱霖产女未足月。周恩来忽然派人递来密电，印度尼西亚大使一职拖了两年还空着，必须立刻补位。黄镇没有犹豫——甚至连孩子的满月酒都缺席。到任雅加达后，他端出“三好政策”：愿入印尼籍，好；愿保留中国籍，也好；愿回国，更好。这一招看似平实，却精准击中了东南亚各国的痒点，270万华侨的国籍悬而未决终得落地。毛泽东说“有创造”，陈毅拍手直夸“好”。
1958年，陈毅进京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面对陌生的外交口径，他在日记里自揶揄“说话常带火药味”，担心把锅砸了。毛泽东却笑他“临事而惧，是优点”。就这样，手握“火药味”的陈毅搭档“谈判桌优雅剑客”黄镇，二人合力撑起了那段蔚为风云的中国外交。
进入1967年，国内局势骤变。7月23日傍晚，黄镇携朱霖回到北京，刚放下行李，就被要求去给留学生作检查。外交部大院里批评会一波接一波，墙头贴满大字报。朱霖悄声提醒：“’好’的还在后头。”果然第二天，批评升级，黄镇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告示”首行。
两个月前的怀仁堂会议，陈毅因替几位老同志说话，被扣上“顶牛中央”的帽子。风声最紧时，他被安排住进人民大会堂边厅，几乎与外界隔绝。8月初，外交部被通知全员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揭发陈毅”大会，使馆夫妇亦列席，无缺席例外。
那天上午，阳光透过高窗，扎眼得很。黄镇进门就寻找陈毅——短袖白绸衫，面色憔悴，却仍坐得笔挺。让黄镇松口气的是，旁边正是公安部长谢富治。谢与陈毅同在老部队，熟情熟理，按理说足可挡下一切冲撞。
会议开始后，气氛迅速变得喧哗。突然，一个身穿背心的壮汉奔向主席台，目标直指陈毅。谢富治纹丝不动，台下已有人抽冷气。危急瞬间，黄镇猛地起身，声音凌厉：“谢富治，你怎么不管！”短短一句，回声在穹顶盘旋，如同惊雷。会场霎时静滞。谢富治抬眼，对上黄镇灼灼目光，神色躲闪。警卫随即冲上前挡住壮汉，将陈毅扶入后台，险象才得以止息。
有人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朱霖，示意她劝劝丈夫。朱霖面色苍白，却只是攥紧黄镇的袖口。黄镇喉结滚动，两眼发红，低低自语：“同一个部队出来的人，怎能见死不救。”这一幕，后来成了大会堂里无人敢再提却又难忘的片段。
会后，黄镇和26位大使联名上书周恩来，请求为陈毅澄清。周恩来迅速召见，几句沉声交代，外交部的风势才略有回旋。同年秋，陈毅在北京大学露天台发表《我这个外交部长》，仍是那股子倔劲：“让我随风转，那我可不干。”尽管言辞犀利，但末尾留给身边人一句叮嘱：“日后要留心。”黄镇回家复述给朱霖，夫妻二人对视无言，却都明白：风浪远未停息。
1969年春，中央决定让黄镇重返法国。5月20日，他登机前只说了一句：“我这就去继续未完的事。”巴黎再次张开臂膀迎接这位“将军画家”。随后的四年，中法关系持续升温；1973年，尼克松访华后，他又飞往华盛顿，出任中国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白宫草坪的新闻镜头里，黄镇银丝微扬，依旧握手有力，神情淡定，好似当年在延安窑洞前擦拭枪栓的青年。
27年的外交征程转瞬即逝。1989年12月10日，黄镇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那年冬天，太行山麓飘雪，他的骨灰按照遗愿埋葬在昔日战斗过的土地。人们记得他在巴黎的微笑，也记得那声震彻大会堂的叱问。历史走远，黄镇与陈毅的身影渐行渐淡，却始终在中国外交的坐标上亮着灯，为后来者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