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冬，鸭绿江畔的指挥洞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只用半分钟就给出了“打”与“谈”的抉择。九年后，同样是短短几秒钟，他对另一通电话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这一次，电话那头是毛主席。两段相隔近十年的瞬间，在历史长轴上暗暗连起一个名字，也为接下来十五年的沉浮拉开了帷幕。
1953年春，党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国防部长。彼时他55岁，刚从朝鲜前线凯旋，还保持着“打仗不要命”的劲头。大规模国防建设倚赖这股子锐气，但随即而来的“大跃进”激起了他心底的隐忧。出身农家的他知道粮食离不开土地与季节，数字并不等于收成。
1959年7月2日，庐山凉风烈烈。会议开始数日，彭德怀一直按兵不动，直到听见基层亩产“放卫星”的口号越来越离谱，他才在半夜点灯写下三千多字。那封信里没有修辞，字句生硬得像石头，却戳中了许多人心中的痛点。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附上一段调研笔记：“红薯亩产八万斤，明年二十四万斤，此为虚声。”句子极短，杀伤力极大。
信件公开后，形势急转直下。会议厅内批评声此起彼伏，一些原本私下表示认同的干部转而保持沉默。历史总是擅长制造错位：彭德怀刚从苏联返国，赫鲁晓夫却忽然中断核援助。外部风浪与内部争论交汇，让彭德怀在最短时间变成“焦点人物”。
8月下旬，会期结束。返京专机上，能同坐的寥寥数人，昔日“百团大战”时簇拥在他身后的将领，大多选择乘另一班机或干脆乘火车。飞机起飞前，张爱萍拍拍彭德怀肩膀，低声一句：“老总，坐这儿没事。”简短交流，只占数秒，却胜过千言万语。
国庆十周年阅兵，天安门广场气势如潮，独缺昔日受阅统帅彭德怀。他把自己关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的小院里，操起锄头种菜。白天跟老农讨教行距深浅，夜里仍伏案读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辩证唯物主义教程》混摆一桌。这种近乎自我流放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年。
1959年10月13日下午两点，值班员递来红色直线电话：“中南海，毛主席找您。”院外梧桐正落第一片黄叶。彭德怀握着听筒沉默三四秒，回了句：“主席，我马上过来。”赶到中南海会客室时，朱德、邓小平、陈毅都已在场。气氛不似战时作战会议般紧张，却也谈不上轻松。
毛主席微笑示意就座，寒暄几句后语速放缓，“以后多看书，到农村调研是好事，但体力活可以少干。”停顿片刻，他又补一句：“年龄不小啦。”这番关切是实打实的，不过主席同样在等待一句“认识错误”。彭德怀只是垂眼听着，面色平静。整场谈话持续不足一小时，唯一能算对话的是毛主席问：“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彭回答：“书要多准备些。”再无其他。
当天晚餐依旧“四菜一汤”，毛主席提议大家一起用餐，席间只谈抗战旧事与三线建设设想，没有一句波及庐山会议。饭后，邓小平送彭德怀至门口，轻声说了句：“走走看看，也未必不是好事。”灯光昏黄，两人握手后各自上车，方向不同，心思却都沉重。
进入六十年代，彭德怀基本被边缘化，但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仍在。1965年初，彭真奉命探望，邀请他参加西南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彭德怀没立即答复，只说“考虑一下”。几周后，他收到毛主席亲笔信：西南多山，交通不便，需有熟军事、懂工程的人主持，“请你去”。信末有一句删改多次的手写备注：“也许真理在你那里。”
1965年4月，64岁的彭德怀抵达重庆。蜀道崎岖，洞库、机场、铁路密集开工。他天天跑阵地，和技术员争尺寸，和民工吃大锅饭。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摆摆手：“忙得很，歇什么歇。”一年后，仍因局势变化被再度“撤职”，这一走，便难返主政一线。
1974年11月29日凌晨，301医院灯火通明。彭德怀弥留之际，对医护重复一句话：“我一生不负党，不负人民。”声音微弱，却清晰可辨。此时距离那通“主席，我马上过来”的电话已整整十五年，彭德怀终究没等到彻底澄清。但他给后人留下的，是面对风浪的那份干净——想说就说，想干就干，做事不躲闪，说话不拐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