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天，北京火车站站台还带着料峭寒意。刘思齐握着车票，身上的呢子大衣是父亲几天前送来的“路费”，袖口内侧缝着一张小纸条，“替我告诉岸英，爸爸很想他”。一句叮咛，足够让这趟跨过鸭绿江的行程变得沉重又庄严。
车轮启动，站台上只余淡淡硝烟味的煤烟。刘思齐回头时，毛泽东的身影已被一群工作人员簇拥着隐入人海。她突然意识到：这回是第一次独自面对丈夫的墓，也是父亲第一次把思念交到她手上。
别离的画面让人想起十八年前的另一幕。1941年，新疆迪化监狱冰冷的砖墙里，年仅十一岁的刘思齐依着母亲张文秋小声读报。昏黄灯泡闪烁，她还是坚持写字、背诗。盛世才的牢狱并未折断孩子的脊梁，却悄悄在心里种下一颗坚硬的种子：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像父亲刘谦初那样有骨气。
1946年盛夏，押送车队抵达延安。毛泽东在人群中一眼认出这个已经亭亭的女孩，“思齐，你长高了”。三句寒暄，她重新回到干爸爸的屋檐下。谁也没料到，半年后，一个穿着肥大旧军装的青年推门而入——毛岸英回国了。
那天的第一次对话短到只有几句。“我叫岸英。”“我知道。”女孩抿嘴笑。岸英却心里打了个结：延安窑洞顶上星光很亮，可那双眼睛更亮。很快，两人在书信里谈起战役、谈起列宁，也谈起童年挨饿和夜里做过的噩梦。岸英写道：“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刘思齐默默把信叠好，夹进课本。
1949年10月15日，两人把西山宿舍布置成新房，被褥是机关借来的，花生瓜子撒了一地。婚宴很短，宾客却很重分量。毛泽东举杯时，只说了一句：“年轻人，日子要自己过。”说罢笑着递给儿子一件灰呢大衣——白天披，夜里当被，两个人都有份。
甜蜜只维系了一年。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完毕，岸英主动递上请战报告。当晚刘思齐阑尾炎手术，岸英摸黑赶到病房，低声交代三件事：每周去陪爸爸，好好读书，替他照看岸青。刘思齐点头，没有追问“出差”的去处；事实上，岸英也没说谎——那真是一次前线“出差”。
同年12月25日11时，美军B-26轰炸机掠过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炽热的凝固汽油弹击穿屋顶，岸英与战友高瑞欣葬身火海。从入朝到牺牲，仅四十天。电报辗转送达北京，却被周恩来压在抽屉里。直到彭德怀回国口头汇报，毛泽东才得知噩耗。那晚，灯亮到凌晨，办公室没人听见他叹气，只看见窗外积雪落了一层又一层。
毛泽东暗自做了两个决定：先瞒住刘思齐，再把烈士的名册放回抽屉。此后两年，刘思齐没有等到一封信，却依旧周末去中南海。毛泽东谈天气、谈俄文教材，从未提及前线。“孩子来了，先吃点点心。”他能做到的，只是让茶水保持温热。
1953年深秋，真相终于说出口。毛泽东双手冰凉，递过三粒安眠药。刘思齐看见他眼角的红血丝，没有哭，默默收下药片。转身走出勤政殿，她才扶着廊柱呜咽。那一夜，北京城风大，夹杂枯叶敲打红墙，没完没了。
此后五年，刘思齐把全部时间塞进书本。1955年，她被送往莫斯科大学学数学，随后转到北大攻读俄语文学。她说：“读书能让脑子暂时停战。”可每到12月，她总会把日记翻到那一页，轻轻写下“岸英，今天零下二十度”。
1959年承载着另一个使命——让丈夫回家。桧仓烈士陵园里，墓碑是花岗岩，冰冷得像十月长津湖的风。刘思齐撑着伞跪在碑前，低声道：“岸英，爸爸很想你，他没能来，请原谅。”话音未落，泪水已模糊墓铭。那天，她高烧不退，却坚持完成父亲的嘱托。归国的列车慢慢驶进北京西直门，她靠在车窗，发烧中的恍惚像是朝鲜山间的晨雾。
1962年，在毛泽东多次劝导下，她与空军工程师杨茂之结婚。婚礼极简，一张毛主席手抄《咏梅》挂在正中，旁边是三百元贺礼。毛泽东笑着对新女婿说：“思齐经历多，希望你让她安心。”杨茂之敬了一个军礼，回答两个字：“谨记。”
后来，两人育有四子女。刘思齐在军委工程兵办公室从事翻译，偶尔参加座谈会，也悄悄资助烈士子女上学。有人质疑岸英牺牲的细节，她拿出成普1972年的回忆材料，几页薄纸，一字一句都在说明：岸英留在指挥室是职责，而非莽撞。她说这话时，神情平静，却握紧稿纸的边角。
2022年1月7日凌晨1时47分，刘思齐在北京离世，享年九十二岁。床头柜上，仍放着那件灰呢大衣，袖口缝着的小纸条已经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告诉岸英，爸爸很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