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7日凌晨五点，北京西郊的天空灰蒙一片，气温只有六度。李燕平刚端起搪瓷缸，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热水，几辆吉普车同时停在家门口——她被带往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接受隔离审查。对一个从十六岁开始当通讯员、又随部队打到东北的老党员来说，这一幕陌生得厉害，却来得异常迅猛。被推上车前，她回头瞥见小女儿江新德跌跌撞撞追了出来，没来得及说话，车子已驶离大院。
接下来的八年，李燕平的轨迹转向湖北红安县。她拖着一条略显跛的腿，在稻田里翻泥插秧，日头晒得脸颊脱皮。新兵时期练出的直腰板，如今常弯成一把镰刀。南方水田里的蚂蟥一贴上腿，她咬牙攥住，猛地一扯，血珠立刻冒出来。有人心疼地说她“吃不了这份苦”，她只淡淡回了一句：“欠下的，得还。”
时间线跳到1979年7月。中央决定对“九一三”案涉人员重新复查，湖北省委很快收到了空军保卫部的电报。红安县干校的扩音器吱呀作响地播放名单，李燕平的名字排在第七行。她提着那只用了十几年的旧皮箱，沿着京广线一路北上，落脚丰台镇西后街。昔日空军大院的宽敞楼房早换新主，她只能住到三女儿江新德12平方米的小屋里。窗台摆着几本旧簿册，墙角堆着回收来的铜线铝皮，日子紧巴巴，却也安稳。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对林彪、江腾蛟等案件公开审理。北京人民大会堂外设立的大喇叭，从清晨五点到晚间八点循环播报特别法庭流程。那三天，丰台废品回收公司门口挤满看热闹的人，江新德趴在小收音机前，不肯错过一句。有人悄声问：“你爸要出结果了，害怕吗？”她把耳机摘下，轻轻哼了一句：“我爸该落这个结果。”声音不高，却透着分寸分明的冷静。
回溯二十年前，江腾蛟在空军系统颇受瞩目。他1920年生于湖南浏阳，1949年随四野入京，1955年授大校衔。1964年，44岁的他升任空军高炮师师长，被看作“年轻得过分”的少将候选人。也正因如此，1969年夏，他频繁出入毛家湾，同林彪、叶群联络，李燕平起先觉得是正常“工作汇报”。不料“挑选内部服务人员”的名义迅速异化，李燕平被要求化名“李岩”，携公函到江西、武汉物色“文艺人才”，外人只当夫妻俩在搞“文化慰问”。
1971年3月初，江腾蛟突然拉着李燕平说：“立果叫我去上海，有急事。”那晚灯光昏暗，李燕平心里发虚，仍为江腾蛟办妥“看病探亲”的假条。五个月后，“九一三”震动全国，江家八个孩子被紧急隔离审查。长女在佳木斯被调离机要岗位，次女在上海滚动轴承厂的护士证也暂扣。只有十一岁的江新德，因为年纪小，得以留在北京读书。此后近十年，她从没在公开场合提过父亲，只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家事如麻，笔墨无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空军保卫部调查组再度登门时，江新德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干脆。“案情板上钉钉，我父亲卷进去不是一朝一夕。”她递上一叠厚厚的思想汇报，里面详细记录母亲在农村劳动改造的点滴，连收获多少稻谷都标了数字。调查员略带惊讶地问她缘由，她摊手答道：“史料要精准，不能乱。”
11月22日，法庭宣布江腾蛟被判十五年徒刑、剥夺军衔。那天上午，丰台的广播刚响，李燕平竟难得地睡到九点半。邻居多嘴，“是不是松了口气？”她只摇头，没有解释。事实上，她在听到“未判死刑”四个字时，喉咙里瞬间涌出一股说不清的酸。情感复杂，外人无法完全读懂。
年底，中央组织部批示：李燕平行政18级，办理退休。她领到两百多元补发工资，简单收拾行李，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绿皮车。两年后，江腾蛟被安排在太原监狱劳改医院从事图书管理，夫妻俩隔一堵墙遥望，偶尔获准短暂会面。儿孙们陆续成家，最小的一双外孙总爱蹦到她怀里缠着听故事。他们只知道姥爷“在医院上班”，不知道昔日的天空也曾属于他。
有人议论，李燕平为何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她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参加革命的那一刻，认准党，认准规矩。走错一步，挨罚天经地义。”短短一句，却道尽近三十年的跌宕。江新德后来回忆：“母亲那股硬劲，谁劝也劝不动。”
1988年冬，江腾蛟刑满释放，在太原街头走了很久，最后折回家门。饭桌上，他看着已经斑白的李燕平，嗓音干涩地说：“对不起。”李燕平没有抬头，慢慢把筷子放下：“别再说那个字，上饭。”一句寻常家常，像是为这段波折画了句点。
许多年过去，这个家庭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江新德依旧在废品公司干统计，偶尔给学生们讲一段“数字背后的故事”。课堂上，她不会提父亲的官阶，也不会提母亲的勋章，只重复一句话：“账要算清，人也一样。”在场的听众往往先是一愣，随后若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