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九七二年五月，北京的春天已经深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下，周恩来手里捏着一封信，许久没有说话。
写这封信的人叫王稼祥。
这一年，王稼祥已经在家赋闲了两年多。从一九七零年三月离开工作岗位开始，这位曾经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的老革命，就过起了深居简出的日子。但身在家里，心却还在国家大事上悬着。
到了五月，王稼祥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好转，那股想为国家再做点什么的心思，怎么也按捺不住。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这封长信。信里写得很实在，先是把自己这两年的身体情况、思想状况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然后委婉地提出了请求。
他的意思很明确：自己还能动，希望能给党中央分担点担子，哪怕是做一点外事调查研究的工作也好。
这封信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恩来看着这熟悉的字迹，心里大概也是五味杂陈。从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并肩作战，到后来的长征路上互相扶持，再到建国后的外交战线，周恩来太了解这位老战友了。王稼祥是有大才的人，也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但这事儿牵扯到的人事安排和政治考量比较复杂，周恩来没有哪怕一刻的耽搁，拿着信就去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接过信，戴上眼镜，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放下信纸的时候，毛主席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很少见的怀念神色。
他对周恩来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他说，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毛主席接着指示，既然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他现在想出来工作，那就顺着他的意思办。
有了毛主席这句话，事情就定下来了。其实当时王稼祥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肺部和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这种时候出来工作，那是拿命在拼。但对于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革命来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会议召开，王稼祥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中。这段复出的背后，藏着的是毛主席和王稼祥长达四十多年的深厚情谊。
02
要把时间线拉回到一九三一年。
那时候的王稼祥，是个标准的“海归派”。一九零六年出生在安徽泾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里条件不错，父亲从小就督促他读书。王稼祥这人聪明，读书也是把好手，后来一路读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又转入红色教授学院。
在莫斯科那几年，他把马列主义理论学得通透，还掌握了流利的英语和俄语。一九三零年回国后，王稼祥成了党内的“笔杆子”，搞宣传、编刊物，那是把好手。
一九三一年四月，王稼祥被派到中央苏区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江西宁都县，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这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特别有意思。
当时的毛主席，那是从井冈山一路打出来的实战派，讲究的是因地制宜，打仗不按套路出牌。王稼祥呢，是喝过洋墨水的理论派，满脑子都是系统的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
按理说，这两种风格的人碰在一起，很容易“火星撞地球”。可见面之后，两人手握在一起，那是相见恨晚。
毛主席虽然没留过洋，但他对理论的钻研一点不比留学生少；王稼祥虽然是书生出身，但他心里装的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两人坐下来一聊，那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越聊越投机。最后两人还定了个“君子协定”，说以后咱们坦诚相见，有啥说啥，吵架斗嘴都行，但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次见面还发生了个小插曲，特别能说明两人后来的关系。
当时王稼祥对毛主席那套游击战术特别佩服，毛主席兴致来了，当场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下联是“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把红军打胜仗的秘诀概括得淋漓尽致。
王稼祥正看得入神，毛主席低头拿文件的时候，口袋里的烟盒掉了出来。
那是个空烟盒。
王稼祥眼尖，赶紧把自己兜里的烟掏出来，想全塞给毛主席。结果打开一看，自己也就剩两根了。这要是换了别人，可能就尴尬了。但毛主席乐了，说这不正巧嘛，咱们一人一根。
于是，两个大男人，一人叼着一根烟，在满是硝烟味的苏区，聊成了知己。
03
革命的情谊，那都是血与火淬炼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打得正激烈。王稼祥为了弄清楚前线的情况，冒险往最前沿挺进。结果遭到了敌军空袭，被炸成了重伤。
那伤势相当吓人，腹部被弹片炸开一个大口子，肠子都露出来了，还有弹片留在了肚子里。当时的医疗条件简陋得让人心酸，前线卫生所连麻药都没有。要做手术取弹片，缝合伤口，只能硬抗。
王稼祥愣是咬着牙，一声不吭地挺过了八个小时的手术。当时在场的医生护士，还有警卫员，一个个看得是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心里都佩服这条硬汉，说这简直就是当代的关云长刮骨疗毒。
虽然命是保住了，但身体彻底垮了。伤口愈合得不好，还得插管，只能常年卧床。
到了一九三四年，局势恶化，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王稼祥这身体状况，跟着大部队走那就是个累赘。他自己也清楚，主动提出来说别管我了，把我寄养在老乡家里，等我伤养好了再去找部队。
当时红军内部也有人觉得，带着重伤员行军太困难，万一遇到敌人突袭，跑都跑不掉。
关键时刻，毛主席站出来了。
毛主席的态度非常坚决，说越是这种危急时刻，越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毛主席亲自安排了几名身体强壮的警卫员，专门抬着担架，一定要把王稼祥带上。
就这样，在漫漫长征路上，出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后来毛主席也生病了，身体虚弱，也坐上了担架。两副担架，一前一后，在崇山峻岭间晃悠。
这反倒给了两人大把的交流时间。行军途中休息的时候，或者两副担架靠得近的时候，毛主席和王稼祥就开始聊天。
聊什么呢？聊红军的未来，聊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王稼祥虽然是苏联回来的，但他不盲从。他早就看出来了，那个德国顾问李德的一套瞎指挥，根本不适合中国。他在担架上跟毛主席说，李德那一套太偏激了，完全不顾实际情况，再这么打下去，红军这点家底都要败光了。
王稼祥明确表示，红军的指挥权，还得交回到毛主席手里。这一路上的“担架会谈”，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转折，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04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打下了贵州遵义。
那时候国民党的追兵被甩开了一段距离，红军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但这口气不能白喘，必须得把路子找对，不然前面还是死路一条。
王稼祥利用这个空档，主动联系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积极推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
博古和李德还在那里强词夺理，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结于敌人太强大，武器太先进，甚至归结于运气不好。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前四次反“围剿”，敌人的兵力也多，武器也好，为什么红军能赢？怎么毛主席一离开指挥岗位，红军就开始打败仗？
毛主席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抛弃了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搞了教条主义的阵地战。毛主席讲得有理有据，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毕竟博古是一把手，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这层窗户纸谁来捅破，是个大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王稼祥站起来了。
他虽然身体还很虚弱，躺在藤椅上，但说话的声音异常坚定。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并且直接提出了那个改变历史的建议：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最后，政治局进行表决。王稼祥毫不犹豫，投出了自己那关键的一票，坚决支持毛主席。
这就是毛主席后来一直念叨的“关键一票”。
因为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会议的走向。
从那以后，中国革命的历史被改写了。毛主席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红军在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这一系列神操作下，奇迹般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05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他还是主动请缨，出任了第一任驻苏联大使。他觉得自己在苏联待过，语言通，情况熟，能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局面。事实证明，他的工作非常出色。
但身体的病痛终究是拖住了他的脚步，后来不得不离职休养。这一歇就是好几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才有了那封给周恩来的信。
可惜的是，当年的伤病加上长期的劳累，已经把他的身体掏空了。即便毛主席特批他出来工作，即便他重新当选了中央委员，但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距离他重新出来工作仅仅一年多，王稼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那个曾经在担架上和毛主席指点江山的书生，那个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的战友，终究还是被病魔带走了。
他这一生，出身富贵却投身革命，满腹经纶却脚踏实地。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投出了那决定性的一票。
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他是有功劳的人。
这八个字，是对王稼祥一生最好的总结。
有些人，不需要一直站在舞台的最中央，也不需要每一场战斗都冲在最前面。他只要在最关键的那个时刻，站在了正确的位置，说出了正确的话，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历史就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九七四年，王稼祥走了。但他投出的那一票，却让中国革命这艘大船，在惊涛骇浪中找到了方向，最终驶向了胜利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