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德黑兰的消息比任何时候都更让金融市场心惊肉跳。里亚尔汇率的历史性崩盘，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点燃了从大巴扎商人到大学生的怒火，示威浪潮席卷了31个省份。
为什么伊朗总是表现出一种极其矛盾的状态？既有极其世俗、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又有极其狂热、似乎生活在中世纪的宗教执念？
要读懂这种撕裂，我们必须把K线图拉长，回到500年前，去看看那个亲手缔造了什叶派波斯帝国的男人—— 伊斯玛仪一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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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简直是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矛盾综合体。如果放在三国志的游戏里面，应该是统御、武力、魅力三项数值都接近满分的存在。
作为宗教领袖，他不仅是王（沙阿），更是萨法维教团万民膜拜的教主，阿塞拜疆的数十万的狂热“红头军”奇兹尔巴什心甘情愿跟随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指哪打哪，成为其统一波斯高原的主力军。
作为军事统帅，他像极了我们的“西楚霸王”项羽，14岁披挂上阵，红发飘扬，战场上永远冲在最前线，有着近乎疯狂的个人勇武，以少胜多横扫四方，还多次阵斩对方大将。他不像一个坐在深宫的皇帝，更像是一个为了复仇而生的战神。
和项羽的垓下之战一样，他直到被奥斯曼的恐怖赛利姆大帝在查尔迪兰战役打败前，平生未尝一次败绩。
他还是一位浪漫诗人，用笔名“哈塔伊”（Khatayi）写下了大量优美的阿塞拜疆语诗歌。他的诗里充满了对爱的渴望、对神性的迷恋和对孤独的感悟，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这种“诗人+战神+教主”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伊朗这个国家深层的政治基因：用诗歌般的浪漫构建理想，用宗教狂热凝聚人心，用铁血手腕维持统治。
然而，五百年后的今天，当德黑兰街头的抗议声盖过了清真寺的宣礼声，我们发现：伊斯玛仪留下的这份遗产，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反噬。
一是“神权契约”的经济基础已经坍塌。
500年前，伊斯玛仪一世通过将什叶派立为国教，与波斯民众达成了一份隐形的“神权契约”：我用宗教赋予你们对抗奥斯曼（逊尼派）的尊严，你们向我效忠。
但这份契约有一个前提：饭得吃得饱。
今天的伊朗，正面临“神权契约”的违约时刻。当通胀率飙升至50%以上，当普通人买不起大饼的时候，再宏大的“抵抗之弧”叙事也变得苍白无力。
现在的抗议浪潮，本质上是波斯社会在用最激进的方式告诉德黑兰：为了维持外部的“什叶派新月”，内部的经济造血能力已经被抽干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萨法维王朝后期，正是因为无休止的外部征战耗尽了国库，导致货币成色不足，最终引发了各地的抗税和起义。
二是“红头军”的角色发生了质的异化。
当年，萨法维王朝依靠狂热的“红头军”奇兹尔巴什打下了江山，这支力量最初是“御外”的，他们是波斯高原的盾牌。
再看今天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在过去几十年，他们的主要舞台是叙利亚、是黎巴嫩、是也门，他们是伊朗对外输出影响力的矛。
但最近几天最危险的信号是什么？是这支现代版的“红头军”开始大规模部署在德黑兰街头，将枪口对准了抗议的民众。
当一支原本用于“御外”的意识形态武装，被迫转为“安内”的镇压机器时，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消耗速度将是指数级的。
三是社会中坚力量的彻底背离。
我们在债券市场上常说，信用风险往往始于流动性枯竭。
伊朗过去维持稳定的模式是：靠石油收入喂养核心精英（教士阶层+革命卫队），靠补贴安抚底层民众。现在，制裁导致石油收入锐减，里亚尔崩盘导致补贴毫无意义。
历史上，巴扎商人一直是伊朗政治变迁的风向标，他们曾资助了伊斯玛仪的崛起，也曾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但在这一轮危机中，因汇率崩盘导致资产归零的商人们，这群本来是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却成了抗议的急先锋。
当“金主”变成了“造反者”，当这个国家最务实的那群人不再相信上面的“诗人”和“教主”，这意味着政权的统治根基发生了根本性动摇。
对于当下的伊朗当局而言，他们继承了伊斯玛仪的狂热与执拗，却弄丢了伊斯玛仪早期的民心与国运。
最后，阿邦想给各位做交易的朋友提个醒：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风险定价的逻辑已经彻底变了。以前我们交易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封锁”，赌的战争溢价；
现在市场开始暗戳戳地给德黑兰会不会变天下注，赌的是“政权折价”。
这种不确定性是金融市场最厌恶的。
伊斯玛仪一世当年在查尔迪兰战败后，这位无敌的“战神诗人”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从此不再写诗，也不再过问朝政，最终郁郁而终。那是英雄气短的悲情落幕。
而五百年后的今天，如果现政权无法解决“面包与大饼”的问题，继续试图用已经透支的意识形态去填补财政的窟窿，那么等待它的，恐怕不会是诗人的挽歌，而是经济规律无情的清算。
毕竟，在恶性通胀面前，所有的神性都会退化为赤裸裸的人性。
在这个位置上，无论是原油还是避险资产，波动率都会被推向极致。大家系好安全带，哪怕是作为旁观者，这也是难得的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崩溃”的深刻历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