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里面，我认为文笔最好的应该是学医出身的陶斯亮。
最初知道陶斯亮的名字，是因为她写的那篇一度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课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彼时，应该是四十多年前了，我第一次从哥哥的语文课本里读到到这篇文章。
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作者的名字叫“陶斯亮”，名字很奇怪，也很特别，就这样“陶斯亮”三个字，年幼的我，根本不需要记，自然而然就印在脑子里了。
多年之后，在陶斯亮的母亲曾志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陶斯亮和她的老杨叔叔的故事，不禁感慨系之。
无数历史的小人物，他们用自己默默无闻的行动，托举住了时间的重量，推动了时代的车轮。
后来我又知道，陶斯亮本人专门写有一篇回忆文章《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缅怀她的老杨叔叔。
陶斯亮的文笔极好，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一个人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当我还是一个邋遢的小姑娘时，他就像细雨润土一样，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如今，几十个春秋过去了，我已经是人到中年，然而岁月的流水，却未曾涤去我的怀念，也未曾冲淡我的感情。
每当想起他时，总是肃然而起敬意。因为，正是他——杨顺清叔叔，作为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在惊涛骇浪中，载着我渡过了童年时代的激流险滩。
老杨叔叔，名叫杨顺清，是位老红军，与许多威名显赫的开国将军们一样，也经历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经当过战士、班长、排长。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他的面颊和右腿负伤，成了残废军人，不得不离开战场，来到后方延安，先后担任过马夫、管理员、收发员等。
以后，又被组织上调来照顾年幼的陶斯亮。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老杨叔叔是组织上派来照顾陶斯亮的，他的身份是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而不是一般人眼中的“保姆”。
那个年代，正是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人，上自毛泽东，下至炊事员，都一律过着简朴的供给制生活，进行着极为紧张严酷的战斗和工作，哪里有可能去照顾孩子!
孩子从呱呱落地的那天起，就由党这个有众多子女的母亲抚养了。因此在各种各样的革命分工中，就有了一项抚养革命后代的工作。
这是当时特定革命环境所产生的特定事物。这里没有雇佣关系，没有金钱的概念，没有尊卑之分，除了对党负责以外，没有任何私人的义务。老杨叔叔，就是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无数同志中的一个。
1945 年，陶铸、曾志夫妇奉命南下开辟抗日游击区，将 年仅四岁的女儿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托付给老杨叔叔。
曾志对老杨说：“老杨同志，我们这次去，有可能牺牲如果万一回不来了，这孩子就当你的女儿，你就把她带大吧！”，这句沉甸甸的嘱托，让老杨叔叔从此将守护陶斯亮视为己任。
在保育院，生活简朴的老杨叔叔却对陶斯亮关怀备至，养鸡下蛋自己舍不得吃，都留给陶斯亮补充营养，纺线换钱也都用来给她买零食，用言传身教教会她善良、宽容与坚韧。
1946 年，解放战争烽烟四起，国民党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起重点进攻。因战事紧张，保育院大转移，组织安排老杨叔叔带着五 岁的陶斯亮去东北寻找父母，这段行程长达一年，跨越多个省份，行程超万里，堪称他的 “第二次长征”。
一路上艰险不断，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时，老杨叔叔用身体护住坐在驴背柳条筐里的陶斯亮，躲进青纱帐避险；陶斯亮几次病重，他悉心照料，四处求医；途中扮过父女、睡过草堆，为护她还曾与人红脸争执。
他们先到晋察冀解放区阜平，南下邯郸，东行至山东烟台，渡海到大连，取道平壤，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抵达辽吉省委所在地白城子，成功将陶斯亮交到其父母手中。分别时，两人哭得撕心裂肺，老杨叔叔还把所有积蓄都留给了陶斯亮。
陶斯亮的家庭相册里，至今还一直珍藏一幅照片，那是初到白城子时，她跟老杨叔叔的合影。两人都穿着黑色的新制服，新理的头发，整齐而又带点土气。老杨叔叔端端正正地坐着，陶斯亮则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两人还手拉着手，全部神态和表情，还没有脱掉一年来流浪生活所遗留的惊悸。
1950 年，老杨叔叔因工作需要被调回贵州，与陶斯亮暂别，他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都交给陶铸，嘱托给亮亮买点好的，陶铸则将身上唯一值钱的一块手表送给老杨，留个纪念。
此后，两人每隔多年便会重逢：1964 年在广州团聚，1978 年于北京相见，1985 年老杨叔叔重病，陶斯亮彻夜守在病榻前端水喂药，尽到 “女儿” 的孝心。
1992 年杨顺清逝世，陶斯亮悲痛万分，始终铭记这位 “父亲般的叔叔” 的恩情。
2010 年 5 月，杨顺清的遗体从贵阳花溪迁回清镇安葬，69 岁的陶斯亮为恩人立了一块刻有 “恩重如山” 的石碑，并题下 “伟大不在于一个人的职务，而在于一个人的灵魂”，以此缅怀这位用生命守护她的老红军，让这段超越血缘的亲情与恩情永远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