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的一天午后，北京的天空还带着料峭春寒，清华园外的邮差匆匆而行。一封贴着“中南海”字样的公函送到西楼宿舍，收信人是刚回国不久的季羡林。展开信纸，“你还记得在清华图书馆角落里争论梵文语法的那个晚上吗？”落款“胡乔木”。这一问，让季羡林停下笔，他想起十二年前在北平城里风声鹤唳的日子，也想起地下夜校昏暗油灯下那张年轻却固执的面孔。
时间往回推到1929年秋，两人初识。那时季羡林十八岁，主修德文，最爱泡在图书馆；胡乔木小他一岁，读历史，却常混进物理讲堂。外语系的年轻学子与历史系的骨干互不相干，偏偏在一次课后辩论赛上相遇。季羡林坚持“古典语言研究贵在精义”，胡乔木主张“文字服务现实”。火花四溅，辩台下新人围观，这段友谊就此埋下伏笔。
1931年“九一八”炮响后，北平空气骤紧。胡乔木转入地下工作，白天仍是优等生，夜里奔走联络工友夜校。季羡林性格内向，担心家人安危，不敢轻易跨线。深夜卧室窗前，有人轻敲木框——是胡乔木：“愿不愿一起做点事？”这是二十来岁青年常见的试探。季羡林摇头，他直言“觉悟不够”。胡乔木叹了口气，匆匆离去。
此后两年，胡乔木辗转南方，季羡林赴德国留学。一个扎进革命洪流，一个钻入语言象牙塔，似乎渐行渐远。可是战争与流亡却把他们同时推向同一片天空：一个在延安窑洞里挥笔写社论，一个在哥廷根大学伏案译古梵文。1944年，印度古籍《罗摩衍那》德文版寄到延安，胡乔木批注两行：“字里行间的轮回观，对我们而言是另一重境界。”这部书后来辗转归到季羡林手中，是两人遥相呼应的唯一“见面礼”。
1945年抗战胜利，胡乔木受命进入新华社，旋即成为毛主席身边的笔杆子。那一年胡木英刚满周岁，他却难得回家。毛主席偶尔在会上半开玩笑：“靠乔木，有饭吃。”旁人听来轻松，胡乔木心里清楚，深夜挑灯改稿是常态。精神长期紧绷，让他的神经衰弱在1950年代后期日益加重。
1950年冬，季羡林结束任教山东大学的短暂岁月，来到北大主持东方语言文学系。北平街头，积雪未融，他踏进红砖旧楼，桌面上那封两年前的信还在抽屉里。胡乔木随后赶来，劝他加入全国第一次大型文化代表团访印。对方爽朗答应：“研究印度学却没去过恒河，像喝酒没碰杯子。”三个月后，两人在孟加拉湾的甲板上并肩吹海风，昔日学子已各自肩负国家使命。
1961年，胡乔木因病申请长期休养。那年他四十八岁，刨去延安岁月，真正清闲的日子不足三年。这次病退，他带走了夜以继日的工作，也拉长了与老友的距离。十多年风云变幻，两人很少见面，偶有书信，寥寥几句。
到了1978年，改革春风拂面，胡乔木重返中央工作。外界只看到他主持重大理论文件，却少有人知道，他仍会在深夜翻看季羡林新出的《佛典梵语文法》。批注一行娟秀小字：“还是当年那股子钻劲儿。”
1986年春，北大举行校庆活动。胡乔木听说季羡林要做报告，主动派车，邀请老同学到中南海寒舍小聚。晚餐过后，胡乔木笑着端茶：“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这一句，被在场的服务员悄悄记下。两位耄耋学者翻出旧照，回忆清华操场、延河窑洞、孟买外港，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沉默无言。
胡乔木那时身体已大不如前。1989年末，他住进北京医院。病房外走廊光线昏黄，季羡林带着自译梵文诗句前来探望。他刚一推门，病床上的胡乔木用尽力气坐起：“老季，书写完了吗？”“还差尾注。”两人相视而笑，气氛却有几分酸楚。离开病房前，季羡林轻声说：“好好休息，改天再聊。”这成了诀别。
1992年9月28日凌晨，胡乔木逝世，享年73岁。灵堂外，季羡林握着挽联沉思良久。人们只看到“文胆”、“秘书长”、“理论家”的光芒，却少有人知道，那位满头白发的语言学家曾在北平夜里被胡乔木吓出一身冷汗，也曾在异国海岸与他畅谈文明。
六十年的来路，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微小细节：一对同窗，一个选择直面烽火，一个坚守象牙塔；一个以笔为刃，一个以辞为桥。历史把他们置于不同坐标，交会点却始终闪烁。有人说，胡乔木身后留下成堆档案和文稿；而季羡林留给后人的是“三叶草”与《一花一世界》的温润。若从友情的角度看，这两份遗产恰好互补——前者硬朗，后者柔韧。
朋友之间最动人的场景，往往不是少年意气，也不是盛名之际的互赞，而是耄耋之年那句平淡却真挚的自我卸甲。“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政治头衔在一句话里消失，只剩清华小路上吹来的晚风，以及六十年间从未中断的惦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