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但在长征那会儿，红军穷得连菜刀都快凑不齐了，却愣是藏着一支浑身披挂着德国货的“宝贝疙瘩”部队。
这支队伍平日里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从不主动上前线打仗，可一旦被逼到绝路，他们一亮相，就能把整个战局给硬生生掰回来。
一、全军的“家底”：一支拿笔杆子也能拼刺刀的队伍
时间倒回1934年10月的江西瑞金，天是灰的，风是凉的，第五次反“围剿”打败了，整个苏区人心惶惶。
大家伙儿都在打包行李，准备走一条谁也不知道通向哪儿的远路。
就在这乱糟糟的时候，中革军委干了一件怪事：他们没去加强一线战斗部队，反而把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特科学校这些培养干部的“书生窝”给捏到了一起，起了个名字叫“干部团”。
这名字听着文绉绉的，里头的人可一个比一个“狠”。
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这俩人的名字往后几十年，提起来都是响当当的。
底下那一千四百号人，就没一个是新兵蛋子，最次的也是个班长，全是从各大主力部队里掐尖儿挑出来的。
这些人放回老部队，个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现在，他们成了一群特殊的“学员兵”。
这支队伍的配置，简直就是在跟全红军“炫富”。
别人还在为了一杆“汉阳造”抢破头，他们人手一支长枪，腰里还别着短家伙。
更扎眼的是，他们装备了不少德制的MP18冲锋枪，那玩意儿在当时跟宝贝没两样，扳机一扣，子弹像泼水一样出去。
最显眼的，是他们头上那顶钢盔。
在草鞋军的队伍里，这一抹金属的反光，就是身份的象征。
可这么好的装备，这么精锐的人，中央却舍不得用。
叶剑英直接管着他们，给的任务不是攻城拔寨，而是死死看住中央机关和首长们的安全。
说白了，他们就是中央纵队的最后一道保险，是整个长征队伍的“压舱石”。
所以，队伍出发后很长一段时间，枪都擦得锃亮，却很少听见响，像一把藏在匣子里的宝刀。
二、土城亮剑：一脚踹翻了川军的牌桌
是刀就总有出鞘的时候。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刚开完，大家心里头的方向是明确了，可脚下的路却更难走了。
部队到了贵州土城，一头撞上了川军郭勋祺的主力。
这郭勋祺也不是善茬，仗着人多装备好，把红三、红五军团死死缠住。
从大清早打到太阳偏西，红军的阵地眼瞅着就要顶不住了，川军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过来。
这时候，能打的红一军团还在几十里外，根本指望不上。
就在这节骨眼上，命令下到了干部团。
一直跟在后头“看戏”的陈赓和宋任穷接到命令，二话不说，带着队伍就往前线冲。
战场上正在苦苦支撑的红军战士们，回头一看都愣住了。
只见一支戴着钢盔、端着冲锋枪的队伍，像一股黑色的铁水，从后方猛地灌进了战场。
那整齐的队形，那不要命的冲锋劲头，让打红了眼的川军都看傻了。
他们没见过这种打法。
MP18冲锋枪的枪口喷着火，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弹幕，川军前排的士兵像被割麦子一样成片倒下。
特科营那几门宝贝迫击炮也开了火，炮弹虽少，但每一发都跟长了眼睛似的，专往川军的指挥官和机枪阵地招呼。
这种远近结合的立体打击，一下子就把川军的进攻势头给打懵了。
他们想不通，这帮穿得破破烂烂的“泥腿子”里，怎么还藏着这么一支“天兵天将”？
就这一下，硬是把川军的攻势给顶了回去。
虽然干部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百多人倒在了阵地上，有五个连长再也没能站起来，但他们为整个中央红军赢得了撤出战斗的宝贵时间。
这一战，干部团亮了剑，也让所有人明白，这支“教书先生”组成的队伍，上了战场比谁都玩命。
三、金沙江边的生死时速：拿命为全军开路
土城那一仗，只是小试牛刀。
真正让干部团一战封神的，是抢渡金沙江。
时间到了1935年4月底，红军在云贵川的崇山峻岭里跟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玩捉迷藏，好不容易钻出个口子，前面却横着一条金沙江。
江水又宽又急，后面是黑压压的追兵。
能不能在敌人合围之前过江，成了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
这个任务，比天还大。
谁去打头阵？
最后还是干部团。
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带着干部团的一个营和工兵连，朝着一百六十里外的皎平渡口，开始了一场人和时间的赛跑。
那根本不是人走的路，全是悬崖峭壁。
他们硬是靠着两条腿，跑赢了时间，像从天而降一样出现在渡口，三下五除二解决了守渡口的敌人，夺下了几条小木船。
可夺下渡口只是第一步。
几万大部队过江，靠那几条船得花多少时间？
敌人可不会站着等你。
陈赓带着干部团主力过了江，连口水都没喝，立刻往北跑了二十公里，在一个叫通安州的地方摆开阵势，准备硬扛追上来的川军刘元璋部两个团。
这是一场明摆着要吃亏的仗。
对方人比你多，武器也不差。
可干部团这会儿没得选，他们身后就是全中央红军的命脉。
陈赓没跟敌人玩什么阵地对射，他直接下令：全团上刺刀，冲锋！
那场面，后来的川军俘虏回忆起来都直哆嗦。
只见漫山遍野的红军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嘴里喊着听不懂的口号，像疯了一样冲过来。
他们不怕死，或者说，他们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这种气势彻底击垮了川军的心理防线。
他们想不明白，打仗怎么能这么打？
结果，川军一触即溃，连团长在内六百多人成了俘虏。
这一仗，干部团打出了一个奇迹。
他们为中央红军主力争取到了整整七天七夜的渡江时间。
当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坐着最后一条船渡过金沙江时，国民党的追兵才刚刚赶到南岸。
他们只能对着滔滔江水，望江兴叹。
长征结束后，这支功勋卓著的部队并没有被保留下来。
它就像一颗种子，被碾碎了，撒进了更广阔的土壤里。
它先是变成了随营学校，后来和其他军事院校合并，成了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再后来，它的血脉一直延续，成为了今天全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
1955年，人民军队第一次授衔。
当年干部团那一千四百多人里，走出了陈赓、肖劲光两位大将，宋任穷、韦国清、周士第等三位上将，还有八位中将和几十位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