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的武汉,江汉路一家旅馆的煤油灯亮到天明。周恩来面前的男人指尖夹着烟,烟灰积了半寸也浑然不觉,桌角的茶杯早已凉透。“中央给你留着余地,”周恩来的声音打破沉默,带着彻夜未眠的沙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男人猛地将烟摁灭在茶碟里,瓷盘发出刺耳的声响:“延安于我,早是食之无味的鸡肋。”
这个敢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共中央叫板的男人,是彼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更是亲手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之一。没人能想到,这位曾在红四方面军叱咤风云的领导人,会以“叛逃者”的身份,让周恩来放下武汉的紧急公务,陪他耗上一整个通宵。而这场谈话抛出的三条路,将彻底改写他的人生轨迹——只是当时,所有人都还在盼着他选那条“回头路”。
故事的伏笔,埋在半个月前的黄帝陵。1938年4月1日,张国焘踩着清明节的节点找到毛泽东,主动请缨去中部县祭祀黄帝陵,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去年是恩来、剑英同志去的,今年国民党派了蒋鼎文这样的高官,我们派秘书去会丢份。”
毛泽东盯着他看了半晌,直觉里藏着不安。此前张国焘因长征中另立中央的错误受批,虽仍任边区副主席,却总流露不满。“你去可以,祭完必须立刻回延安。”毛泽东最终松口,转头就叫来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全程跟着,他去哪你去哪。”
4月4日祭陵仪式一结束,张国焘就露了破绽。他支开秘书和警卫班:“你们先回延安,我去西安找林伯渠谈事。”张海刚要反驳,就见张国焘快步钻进蒋鼎文早已发动的小汽车,车门“砰”地关上,车轮卷起的黄土瞬间迷了眼。张海急得跳脚,扒上一辆国民党宪兵车才勉强跟上,他攥着腰间的枪,手心全是冷汗——毛主席的担忧,成真了。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即发电武汉:“务必找到张国焘,促其醒悟。”彼时南京已沦陷,武汉成了国共两党角力的中心,若张国焘投敌,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接到电报时,正忙着协调八路军的军需补给,他立刻召来李克农:“西安到武汉的火车,每天去接,必须在特务之前把人接到办事处。”
接下来的四天,武汉大智门火车站成了无声的战场。李克农带着人守在车厢门口,逐一看过下车的旅客,却连张国焘的影子都没见着。直到4月11日傍晚,邱南章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角落发现了缩着的身影——张国焘身边坐着两个西装革履的人,见八路军干部靠近,手不自觉摸向腰间。
“张副主席,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李克农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张国焘脸色骤变,想起身却被警卫员按住。那两个国民党特务见状,终究没敢轻举妄动。
可刚出火车站,张国焘就开始耍赖:“我累了,要在外面住。”李克农无奈,只得安排人陪着他住旅馆,自己连夜赶回向周恩来汇报。当晚,周恩来带着博古、董必武直奔旅馆,一进门就劈头盖脸问道:“你在西安跟蒋鼎文称兄道弟,到武汉躲着办事处,这是想干什么?”
张国焘别过脸,嘟囔着说出了心里话:“中央批我批得过分,让我当副主席就是架空我。”他掰着手指算自己的功劳,从创建红四方面军到开辟川陕苏区,却对长征中分裂红军的错误绝口不提。周恩来耐着性子听他说完,拿出中央的电报:“毛主席和中央都盼你回去,政府工作还等着你。”
电报上“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的字句,没能打动张国焘。他磨磨蹭蹭起草了一封电报,只字不提错误,只说“希望在汉派些工作”。周恩来看着电报叹气,却没放弃——他让人把张国焘“请”进八路军办事处,派邱南章、吴志坚贴身跟着,生怕他再出意外。
可张国焘的心早就飞了。他借着配眼镜的由头外出,偷偷拜访陈立夫、周佛海,甚至主动提出要见蒋介石。4月16日,当他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说出“兄弟在外,糊涂多年”时,周恩来当场怒怼:“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这次见面彻底暴露了张国焘的叛逃之心。周恩来知道,最后的摊牌时刻到了。4月17日上午,他带着王明、博古来到太平洋饭店,将三条路清清楚楚摆在张国焘面前:“一,回办事处继续工作;二,请假休息;三,自动脱党,中央开除你。”
张国焘盯着桌面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给我两天时间考虑。”
周恩来等人刚离开,张国焘就抓起电话拨通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号码,语气谄媚:“我愿为党国效力。”当晚,两辆小汽车停在饭店门口,三个特务架开守卫的邱南章,把张国焘塞进车里。邱南章冲进房间时,只看到桌上一张纸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1938年4月22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这个曾与毛泽东并肩革命的人,终究站到了党的对立面。可他盼来的并非高官厚禄,而是蒋介石的猜忌——“他能叛共,将来也能叛我”。戴笠给了他“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虚职,实则派特务全程监视,所谓“尊而不敬,用而又防”,不过是把他当作榨取情报的工具。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张国焘跟着逃到台湾,却被当局彻底抛弃,连房子都被宪兵收回。他带着家人辗转香港,1968年又远走加拿大,最终住进多伦多一家养老院。1979年12月的大雪夜,82岁的张国焘翻身时毯子滑落在地,冻得瑟瑟发抖却没人相助。等护士发现时,他早已气绝,脸上还留着痛苦的褶皱。
毛泽东曾评价张国焘:“此人只看见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1938年武汉那个通宵,周恩来摆在他面前的三条路,本质上是三种人生的可能。可惜,他用一次叛逃,亲手堵死了所有回头的路,最终在异国的寒夜里,走完了自己可悲又可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