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腊月的一天清晨，零下七度，陈祖涛踩着吱吱作响的薄雪，沿郧西通往十堰的山道反复丈量地形。前一天深夜，他刚在油灯下改完第三版厂区草图，却还是对选址不放心。脚下是乱石嶙峋的山坡，头顶是灰白色的天幕，他下意识抬头望了望，谁也想不到那时已有美国“眼睛”盯在几百公里外的高空。
三线建设的号角在1964年秋重新吹响，中央抛出了“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国防安全被放在第一位。毛主席说“时候到了”，周总理随即批示，国务院几天内成立了新的二汽筹备组。短短数月，陈祖涛领着地质、交通、水利多个小分队，先后跑遍湘西、秦岭、武陵，只要地图上有褶皱，他几乎都亲自摸过去。但方案递上去一次次被退回：有的山体过硬，无法开洞；有的水源不足；有的铁路无法接通。每拿回一份驳回件，他都在边角写下“再试一次”四个字。
其实早在1952年，一汽刚破土动工时，中央就提出再建一个大型汽车厂。可惜之后经济吃紧，“二汽”先后在武汉青山、四川成都等处折腾了几年，终被迫搁置。直到中苏裂痕扩大、印度边界冲突、越南战火蔓延，中央才意识到必须把机器轰鸣声搬到大山深处，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次，没人想再半途而废。
有意思的是，筹备组最初真相信厚厚的石灰岩能挡住外界窥视。陈祖涛后来回忆，当时讨论多集中在“如何把机加车间掏进山洞”“洞里怎么排烟”“爆破震动会否损伤设备”等技术细节，对天上的窥探根本没概念。直到1966年春，情报部门递来一叠照片，上面赫然可见国内某地正在施工的水坝、隧道及脚手架。原来，美国自1960年起就把CORONA侦察卫星送上天，一卷胶片能拍上百万平方公里。
“咱躲得过山路，躲不过太空。”会议室里，技术员低声嘀咕。陈祖涛沉默片刻，抬头说：“隐蔽依旧重要，但设计原则更要科学。”简短一句，被记录员用红铅笔划了重点。也是从那天起，二汽的总体方案出现了微妙变化：车间靠山，却不再盲目“钻山”；库房散布在沟谷，留足应对空袭的间距；关键工段预留加固接口，以备将来升级防护。
1966年10月，老营会议在十堰山坳召开，四百多人搭着临时板房开论证会。气氛紧绷，质疑声一波接一波：“生产线拆成几段是否会拉低效率？”“燃气管线裸露，轰炸时怎么办？”面对十几位设计院代表的轮番追问，陈祖涛连夜比对风洞数据，干脆把纸图撕成七八块，贴在黑板逐段解释。有人忍不住提醒：“你这嗓子沙哑得狠，歇会儿吧。”他只摇头：“设计不过关，干到山里也白搭。”三天三夜鏖战，最终方案勉强过关，会议记录厚达六厘米。
1967年春节刚过，工地第一声爆破在十堰响起。二汽向外界自称“东风机械厂”，连收发电报都用暗号，山外百姓只当是普通兵工基地。遗憾的是，内部正忙得热火朝天，美国卫星已持续捕捉到麻城—武当山一线多处施工迹象。后来公开的解密资料表明，美方摄影分辨率已达两米左右，轨排、塔吊都能数得清。陈祖涛得知后苦笑：“原来咱的保密，只剩心理安慰。”
1972年春天，一汽抽调的三千名技术骨干陆续抵达十堰。老员工回忆，那时山道窄得只能单车通行，晚上灯火像萤火般点点。可就在设备安装进入冲刺阶段时，一纸“引进关键设备”的申请在北京惹来争议。有人担心引进浪费外汇、削弱自研能力；有人直接质问：“山沟里放洋机器，拧坏了修得起吗？”李先念批阅时只写了两行字：同意，限期投产。1.71亿美元外汇指标就这样拍板。
1975年8月15日，第一辆越野卡车缓缓驶出总装线，车头斜插着一面红旗，发动机轰鸣穿过山谷。饶斌激动得直抹汗，一旁的黄正夏按住他的肩，用方言说了句：“活成了！”同年秋季，李先念参观试验场，看着尘土飞扬中的车辆，脱口而出：“就叫东风。”二汽正式拥有自己的商标。
此后五年间，二汽一边批量投产“东风”系列卡车，一边与日本、法国、意大利公司谈设备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谈判桌旁总能见到陈祖涛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齿轮参数、焊接温度、喷漆配方。有人好奇：“总工程师，这些老外资料都拍下来就行，何必手抄？”他笑着答：“手抄一遍，脑子跟着转一遍。”
1992年深秋，二汽更名东风汽车公司，不再对外遮遮掩掩。那一年，陈祖涛已年逾花甲。采访时，他指着早已对普通人开放的厂区说：“当年自以为建到山里万事大吉，结果人家卫星一路盯到投产。亏得坚持科学设计，否则那几张照片可就写下笑话了。”
五十多年过去，十堰山谷间仍能听见发动机测试的回声。当年“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理念，虽被太空侦察提前揭开面纱，却让中国汽车工业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留下了一条安全而坚实的成长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