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西郊机场霜雾未散。刘亚楼站在停机坪边，军大衣被寒风掀得猎猎作响，副参谋长悄声提醒：“司令员，总理的专机还有十五分钟进场。”刘亚楼却仿佛没听见，只抬手看表。他担心的不是总理，而是不断攀升的事故率——前夜又有飞行队删减地面科目，只为拼所谓的“高空突破”。
惹事的“快字当头”口号已在不少部队传开。刘亚楼反复给师旅长们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模一样：“上面急着要数据。”这句上面，让他坐立难安。两个小时后，专机安全落地，他才长出一口气，却已下定决心：必须和那股浮夸风正面碰撞。
此刻距离毛泽东那句“空军就让他说去吧”不到一年，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主席能作此表态并非顺水人情，而是一次次争执积累出的信任。要说争执，还得回到1950年末那趟惊心动魄的广州之行。
那年11月12日凌晨一点，刘亚楼在空军司令部处理电报，电话响起。“亚楼啊，我想坐飞机去广州。”电话那端毛泽东语气轻快，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十来分钟的推让后电话被挂断，刘亚楼愣在原地——中央有口头约定，主席原则上不乘坐国产机，可主席偏要飞，还点名“你们有什么机型我就坐什么机型”。
两天内，刘亚楼先后找周恩来、罗瑞卿商量。总理拍板：既然挡不住，就把风险降到最低。里－2运输机、全程苏制仪表、最稳健的机组，这才成行。上飞机前毛泽东拍拍刘亚楼的肩：“别皱眉，我信得过你们空军。”
去程顺利，回程却遭雷雨带拦截。北京机场上，刘亚楼盯着雷达屏幕步履不稳，几个参谋都说从没见他这么慌。整整七十八分钟信号中断，直到机影出现在跑道东侧，他重重喘了一口气。机舱门打开，毛泽东笑道：“看见没，你的飞行员没问题。”刘亚楼回答：“飞行员固然好，程序更不能省。”这一来一回，为之后的“稳步前进”理念埋下伏笔。
1953年，《人民空军》筹办。编辑部按惯例要在版面上搭配国内外要闻，送批文件到刘亚楼桌前，他只写了两个字：“不批。”文件辗转到总政，反馈异常强硬：“所有军兵种机关报均登要闻，空军不能例外。”当天傍晚刘亚楼便登门，总政主任话音刚落，他抢先解释：半月刊的时效性远不如日报，“新闻变旧闻”只会挤占技术讨论版面。最后军委批复：同意试行。几个月后，其它军兵种也陆续取消要闻版，《人民空军》反倒成了新样板。
1958年，中苏裂痕显现，毛泽东口头指示各军兵种减少俄语岗位。文件送到空军司令部，刘亚楼按下不发。他对秘书说得直白：“没翻译，图纸谁看？”不久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他，开门见山：“命令为何不执行？”刘亚楼回答简短：“技术脱离苏联资料就等于盲飞。”毛泽东沉吟片刻，很快说：“行，空军让你担。”
同年，反对“保守思想”的热潮波及军内，某些单位喊出“翻译一昼夜四万字”。口号贴到刘亚楼办公楼下，他当即撕碎海报，冲到翻译处掀门板：“四万字？把人民日报抄四万遍你也写不完！”粗暴的呵斥让部队立刻收声，但更重要的是，他把“尊重客观规律”这几个字刻进空军训练守则。
从1959年起，一些干部质疑“稳步前进”拖慢战备节奏。会议上有人批刘亚楼搞“一言堂”。他没有回避，反问道：“你们能分清米格十五和歼五的技术差别吗？若分不清，还是先学再议。”有人把这番话写成材料报到中南海，说他“专横”。不久，他又被叫到主席面前。
这一次气氛的确紧张。毛泽东放下茶杯：“亚楼，有人说你独断。”刘亚楼仍旧一句：“飞行训练是科学，科学不跟风。”毛泽东没有再追问，只挥挥手：“空军的事，就让你去说。”
主席表态传回部队，那股冒进风立刻偃旗息鼓。年底，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空军训练稳步前进方案》，同时增设飞行安全委员会，刘亚楼兼主任。自此三年，事故率下降了近一半。
1965年春，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确诊癌症，病床旁的技术员带来最新的歼六改进报告。他躺在病榻上翻完全部页码，合上文件时声音微弱却清晰：“别忘了，任何时候都不能省训练。”五月七日清晨，他的心跳停止。消息传至空军机关，许多飞行员默默系上黑纱；有人想起他那句耳提面命的口头禅——“尊重科学，否则飞机和人都保不住。”
毛泽东后来谈及刘亚楼，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不是好唱反调，他只是和时间赛跑。”这大概就是让空军“由他说去”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