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的一天傍晚，台北士林官邸的放映室里灯光微暗。胶片转动的声音里，蒋经国靠着椅背，面前的银幕正放映大陆拍摄的《西安事变》。身边的几位幕僚注意到，他从头到尾几乎没挪过眼，曲折的剧情在瞳孔里一闪一闪。影片终了，有人小声提问：“先总统演得像吗？”蒋经国抿了口热茶，只淡淡一句：“那位演谷正纲的不像。”旁人听懂了弦外之音——“委员长”演得倒是有几分神似。
蒋经国口中的这位“委员长”，正是贵州省话剧团演员孙飞虎。此时距离影片首映不过两年，银幕里那个身着灰呢军装、眉宇凌厉的身影，已在海峡两岸掀起不少讨论。大陆观众觉得“活脱脱一个蒋介石”，台湾军方情报部门甚至专门做过内部评估，认为孙飞虎的形象“易混淆真伪，需关注”。然而，外界少有人知道，这位演员原本只是省团里一名不显山露水的配角。
时间往前推到1978年。那年春天，贵州省话剧团想排一出《西安事变》舞台剧，一件难事横在面前——谁来演蒋介石？团里围着喝茶讨论半天，也没人敢接这烫手山芋。正尴尬时，一个名叫高焰的老职工开口：“让孙飞虎试试。”他当年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校，自称见过真人，“身段相近”。众人将信将疑，把孙飞虎叫进化妆间，让理发师直接推个光头。镜子一亮，额前尖顶、瘦削脸型、微收下巴，全场怔住，好像蒋介石本人突然站在灯泡底下。
舞台剧连演百余场，场场爆满。“蒋委员长”在观众掌声里愈站愈稳，可孙飞虎没想到，真正的机会还在路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完成周恩来总理生前愿望，筹拍同名电影《西安事变》。导演崔嵬有心，却病倒在片场；成荫临危受命，项目差点搁浅。最棘手的还是那个老问题：找到像样的蒋介石，才好谈镜头语言和历史质感。
西影导演易东林把孙飞虎的剧照送上北京，但照片终究比不上真人。成荫嘴上客气，心里却犯嘀咕：“光头不稀罕，气场才关键。”就在此时，孙飞虎的同学冯淳超正在京郊拍《陈毅出山》，他扮演陈毅，私下又给孙飞虎添了一把火：“成导缺人，你非去不可。”于是，一通长途电话拨到贵阳，贵州省文化厅拍板：“马上派人，机票我们出！”
临行前夜，孙飞虎把留了两年的长发一根根剃光，再次照镜子时，他自己都愣住——那幅面孔好像天生为了这角色。到北京第二天，试戏现场气氛凝滞，他摘帽敬礼，一句“各位同志辛苦了”，让成荫当场拍板：“就他！”
角色确定，但要塑造真实远非坐等导演喊“开始”这么简单。孙飞虎把自己关进招待所十几平方米的小屋：窗帘拉死，床单铺地，桌角搁着一瓶劣质汾酒和一摞厚厚资料。日夜反复琢磨走路的节奏、抬手的弧度，甚至研究蒋介石演讲时喉结抖动的频率。关节僵了，他就对着镜子跳一段军操；喉咙哑了，灌几口白水继续背台词。时间久了，他开始失眠，拍摄结束后，医生诊断出轻度神经衰弱。
付出并非没回报。1981年，《西安事变》在全国上映，首批观众排队到凌晨，很多人看完后沉默无语：那段尘封的历史、那些熟悉的名字，被拉到面前。孙飞虎因此一炮而红，报纸称他为“离真相最近的蒋介石形象”。当年夏天，邓小平在接见文艺界人士时提到影片，直言“国民党人物演得很生动，蒋介石尤其难得”，这是极高评价。
就在事业扶摇之际，34岁的孙飞虎却尚未成家。外人眼里，他性情迂拙，遇事先说“不行”，连普通朋友给他介绍女友，他都摇头。直到1982年夏，贵州艺校16岁的学员戴辉瑶走进排练厅，请教台词。女孩一双大眼睛带着说不出的灵气，孙飞虎心里一颤。几次对戏下来，两人愈走愈近。某晚，戴辉瑶才得知这位“蒋委员长”现实中是单身，她惊讶询问原因。孙飞虎端着泡好的龙井，轻声答：“不想耽误人。”一句话成了表白，两年后，两人在贵阳领了结婚证。巧合的是，往后戴辉瑶也多次在舞台上扮演宋美龄，剧团里传为佳话——“蒋宋配对，皆大欢喜”。
一连二十余年，孙飞虎在《大决战》《重庆谈判》《大进军》等二十多部影视作品中饰演蒋介石。有趣的是，每当剧组收工，他必须戴一副黑框眼镜、换上宽松便服，生怕在街头被人认出惹来围观。有人劝他趁热度“走穴”赚钱，他摆手：“历史人物有分量，别拿来做生意。”于是在各种商业演出爆火的九十年代，孙飞虎依旧窝在剧组，薪水微薄，却安心“研究蒋介石的新表情”。
1990年代初，《西安事变》被引进台湾，虽属内部放映，座位却座无虚席。观影结束，那句“那位演谷正纲的不像”悄然流传开去。知情者都懂，这其实是对孙飞虎的一种曲折肯定：能让蒋经国挑不出明显毛病，演技自是不凡。多年后，曾参加放映的工作人员回忆：“蒋经国看得很专注，好几次微微点头，像在回想什么。”
曾有人问孙飞虎，演了这么多年蒋介石，会不会担心被定型？他笑着回答：“历史人物是面镜子，照得见别人，也照得见自己。只要演得真，观众自有公论。”话不多，却点出了他一直恪守的分寸——尊重角色，敬畏历史。
孙飞虎至今仍活跃在排练场，头发再没留长。他知道，全国还能记住自己，多半也记住了那个在烽火年代里纵横捭阖的形象。对演员而言，也许这正是最大的荣耀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