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10日凌晨，警卫员抱着厚厚一沓公函快步走进游泳池畔的小楼，一封三千字的长信被单独挑出，直接送到正在批阅文件的毛主席案头。落款处写着“孔从洲”三个遒劲大字。看完批示，叶剑英立刻被请来商议电子对抗机构的设想。人们难以想到，这封信的写信人，同毛主席第一次促膝而谈的场景，还要追溯到16年前的一场婚礼。
1959年8月，北京的空气带着残夏的甜腻。庐山会议一结束，毛主席就乘专列连夜赶回中南海，理由只有一个：女儿李敏要出嫁。新郎孔令华是孔从洲的第四个儿子，二人在八一学校一见钟情。当时李敏只知道“他脾气好，会打篮球”，对对方家底却一窍不通。毛主席听后皱起眉头，“恋爱不能糊里糊涂”，这句话在家里飘了好一阵子。
正式婚礼那天，紫檀大桌上摆满了绍兴黄酒和北京酱肉。毛主席兴致颇高，频频举杯。热闹散去，他把亲家孔从洲和表兄王季范留下，移步书房。房间不大，墙上挂着刚刚装框的《沁园春·雪》手稿，油墨味儿还没散尽。
毛主席先开口：“你如今在哪儿干活？”
孔从洲答得干脆：“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当校长。”
“工作上缺啥？”毛主席追问。
“水平差点火候，数学又薄弱。”孔从洲略显局促。
王季范忍不住插话：“炮兵离不开微积分呢！”
毛主席笑了：“你祖上孔夫子早就把数学列进六艺，你可要给老祖宗长脸。”一句玩笑，让气氛轻松不少。
随即，毛主席掐灭烟头，话锋一转：“西安事变你可是主角之一。抓蒋那晚，谁知情？”
“杨虎城先生、我，还有寥寥几人。”孔从洲答完，心底翻起旧事的波澜。
时间拨回1936年冬夜。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兵谏”，孔从洲负责西安城防。12日凌晨，他发出信号弹——一红一绿，颜色在雪雾里格外扎眼。从此，中国革命从内战漩涡迈向全民族抗战；而孔从洲，也在多重身份之间游走：杨虎城的猛将、十七路军的“娃娃排长”、暗里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活路条”。
1946年5月，河南巩县。孔从洲率部起义，正式加入解放军。那一年他40岁，久经沙场的老炮兵，却要重新背起《共同纲领》。师部发电报报喜，延安窑洞里灯火通明。两年后，他在西南山地伏击国民党王牌七兵团，火炮校射精准得像绣花，解放军内部流传一句话：“想打偏都难，找孔从洲。”
再转到1959年书房。毛主席听完孔从洲自述的求学拮据与从军艰辛，沉吟片刻，说：“咱们祖先造了火药，后来却落在别人后头。枪炮这事，得靠自己。”孔从洲当即表态：“我愿在炮兵口钻到底，别的不要。”毛主席挥手：“好，老本行干到底。”
这番谈话后，孔从洲回到沈阳，把自己关进图书馆啃《外弹道学》。同事打趣：“校长像回炉重造。”他不在意，连解放鞋都磨破好几双。
1962年春，他调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任院长。那年的中南海会见，不像婚礼后的寒暄，而是技术座谈。毛主席提到雷达抗干扰，孔从洲回去就拉着几位年轻工程师彻夜画图。有人问：“雷达是通信兵的事，咱炮兵露什么头？”孔从洲语气平静：“炮兵要眼睛。”一句话噎得对方无话。
1975年，电子战的苗头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孔从洲把多年记录翻成一封建议书，摆事实、列数据，直言“若不重视电子对抗，指挥链一夜失声”。毛主席批示当天，叶剑英找他谈了两小时。第三天，电子对抗领导组雏形就定了。效率高得惊人。
1976年9月9日凌晨，周总理已去，朱德元帅已去，如今北京上空再次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孔从洲坐在南京的军区礼堂收音机旁，听到“毛主席逝世”，心口仿佛被炮震波掏空。此后，逢人问起一生最刻骨的记忆，他总笃定地回答：“还是那年在中南海，主席问我‘工作上有啥要求’，那一问沉甸甸，压着我干了一辈子。”
1980年代，孔从洲已两鬓斑白，却仍在三线工厂试炮。有人劝他：“您都七十好几了，给年轻人吧。”他摆手，“火炮离开靶场就哑了。”五年后，全自动高射炮系统定型成功，项目组特意把编号里嵌进“07”——孔从洲的出生年份1906，纪念这位倔老头。
1990年初春，海湾战争画面通过卫星传到北京作战部值班室。电子压制、精确制导、立体侦察，一幕幕让老军人坐立不安。孔从洲正住院，看到录像后当晚写信，再次强调“制电磁权”重要性。字迹抖，却依旧笔锋锋利。
1991年6月7日，孔从洲病逝。追悼会上摆着两张黑白照片，一张是1959年婚礼上他与毛主席并肩而立，一张是山沟里试炮时他戴着厚镜片护目镜。老兵们看着那对护目镜，心里明白，这才是他一生的注脚：瞄准、校射、再瞄准。
从“娃娃排长”到电子战倡导者，他始终没开口向组织提过“待遇”。那晚毛主席的问话，他的回答拢共八个字：“干炮兵的，别无所求。”八字带着硝烟味，也带着倔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改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