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的一个午后，北京的看守所里，潘汉年在送饭的看守耳边压低声音：“等我出去，要请夏公喝壶绍兴黄酒。”这句话在潮湿的墙壁间回荡，一旁的记录员只记下“谈及旧友”四个字，却不明白那份惦念背后的深意。
时间快进二十七年。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宣布为潘汉年平反。消息传到中南海的一个上午，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放下文件，片刻沉吟，提笔写信：“夏衍同志，可否为潘汉年写一篇纪念文章？——陈云。”落款后，他又添上一句：“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即可。”秘书当天便把信送到南长街寓所。
那时的夏衍已是耄耋之年，身体瘦削却精神矍铄。他摊开信纸，久久无言。桌上摊着一本斑驳的旧日记，封面上写着“1930—1937”，里头夹着泛黄的车票与留声机唱片封套，纸页边沿还有一道道墨迹。那是他和潘汉年并肩走过的印记。
半个世纪前的上海，灯红酒绿与白色恐怖并存。1930年深秋，潘汉年准备离沪赴中央苏区，临行前把夏衍叫到南京西路一间照相馆的暗室，指着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说：“从今天起，你只和他单线联系。”夏衍好奇追问姓名，潘却摇头：“纪律，不问也不答。”多年后他才知，那人正是“以身入龙潭”的杨皙子——杨度。
这种“单线”方式，让夏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隐蔽战线的冷峻。表面上，他仍是左翼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包身工》刺穿黑暗，《风云儿女》点燃火种；暗地里，他为地下党递送书信，掩护同志，甚至在“左联五烈士”殉难后独撑残局。周恩来曾意味深长地说：“让他在文坛发声，也是卷帙里的另一条战线。”外人看到的是笔下燎原星火，未必知道这背后时时要与“便衣队”赛跑。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那天夜里，电台传来嘹亮的号角声。潘汉年在北花厅一张小桌前写下密信，最后一句是给夏衍的：“山河重光，你我或可同酌。”然而六年后，风云骤变，潘案突起，信中许诺的那杯酒成了泡影。夏衍被隔离审查，自嘲“皮从里到外又换了一层”。
1979年春，恢复工作的夏衍坐在文化部办公室，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薄纸信：“老友身体尚可，盼时时保重。”熟悉的笔迹让他心头一紧——那是潘夫人沈端先的字。彼时潘汉年已在湖南涞江的茶场度过了漫长劳改岁月，身体羸弱，却仍坚持每日抄录《史记》以自醒。
平反决定公布后，十一月初，陈云的信把夏衍推回记忆深处。他只用二十天，写成八千字回忆稿，交到《人民日报》。行文朴实，没有一句“沉冤雪耻”的口号，只写共同奔走的岁月、地下电台的夜灯、文化阵地的辩论，还有那壶始终没能兑诺的黄酒。文章刊出，引来无数读者悄悄剪报存档，上海老报人许寿裳甚至感慨：“隐蔽史也需有人点灯。”
湖南涞江茶场随即寄来一封信，信里只有短短三行：潘汉年夫妇骨灰已由子女取回，将启程赴京。1983年4月15日清晨，北京站站台寒意犹在，廖承志、李一氓、周扬、阳翰笙与夏衍并肩而立。列车缓缓进站，黑色骨灰盒由车厢递出，夏衍轻声说：“潘凯，我们来接你回家。”这一幕没有鲜花，也没有号角，却让旁观者红了眼眶。
八宝山革命公墓，松柏肃立。骨灰盒安放那刻，夏衍低头把一小片墨色手稿放进墓室——那是潘汉年1950年寄给他的纸片，上面只有一句字迹遒劲的话：“文章与电波同在。”随后他合上玻璃罩，转身缓步离场，风吹起灰色呢帽檐，没人看清他脸上的神情。
1988年，夏衍在医院病榻上整理旧信。护士听见他轻声念叨：“该写的都写完了。”这句话像是给陈云回信，也像是给自己画上句号。不久，《夏衍传》的手稿问世，作者在附录写道：“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统战干部，却在无声处改变了战局。”业内行家读到这里，默默把书合上，心里明白：那段历史，仍有许多灯火难以言说，但已经足够照亮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