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清晨，北京寒风刺骨。广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沿长安街等候灵车的人群默默垂泪。人群中，头发斑白的沈醉攥紧双拳，喉头一哽，心底闪回十五年前的那个午后。那次在中南海西花厅的握手，他一句“我要向您请罪”的来龙去脉，也随哀乐重新浮现。
很多人不知道，为何一位昔日军统“红人”会在1961年向周总理开口认罪。故事要追溯到他颠簸曲折的半生。
1914年，湖南湘潭乡间，沈家大屋迎来一个瘦小婴儿，这便是沈醉。18岁那年，他因参与学潮被艺文中学开除。心有不甘，青春气盛的他逃到上海投靠姐夫余乐醒。姐姐夫正是戴笠手下的“红人”，开口便能让一票人噤声。沈醉求他“给条路子”，于是成为复兴社的联络员，也就此踏进特务世界的深水区。
1933年春的一天，沈醉被派到杭州警官学校送密函。推门而入，只见一位中年人着灰色中山装正在打电话。卫士低声提醒：“这是戴老板。”电话放下，戴笠笑着招手，递出百元大钞，拍着沈醉肩膀说：“好好干，将来有前途！”第一次会晤，便让年轻人心里点燃了“飞黄腾达”的火焰。往后几年里，他用绑架、暗杀、监控等手段迅速崛起，先后担任上海法租界情报组长、行动组长。甚至连军统内部“抓内鬼”这类腥风血雨的活，他也干得毫不手软。
1946年戴笠坠机，毛人凤上位。沈醉“功高震主”，被外放云南。此时大陆局势急转直下，1949年11月，云南卢汉通电起义，沈醉被软禁在昆明。接管云南的解放军把他送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十年再教育就此拉开序幕。
初入管理所，他暗暗防备，总担心“要么枪毙，要么受刑”。然而迎面而来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干警递上棉衣，医生主动询问病情，谈话耐心细致。陈赓大将在重庆看望黄埔同学宋希濂等人时，还特意为他们安排聚餐。那一餐饭，让不少战犯放下了心防，也让沈醉第一次正视“对手”的另一面。
1956年春，管理所组织参观成渝铁路、朝天门码头。母子候车室、机动作业线、整洁的货区，这些在旧社会根本见不到的场景，让沈醉直呼“新鲜”。他当场感慨：“原来真正替穷人办事的是共产党。”观念开始松动，之后他写检讨、办墙报，自揭老底，主动请求加速改造。
1959年首批特赦公布，沈醉榜上无名。他暗暗叹气，又咬牙接着学。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名单出炉，他终于等来了自由。翌年正月初四，中央统战部设宴，席间一句“周总理准备接见各位”，令沈醉心跳直飙。那位多年情报里反复出现却从未近距离交锋的传奇人物，如今要面对面讲话，滋味难言。
1961年2月21日上午，中南海西花厅春意微动。沈醉刚走进门，周恩来已迎上前来，握手有力，神情温煦。两边落座后，他鼓起勇气站起身：“总理，我要向您请罪！”一句话，让屋子里的空气一紧。周恩来微微一笑：“请什么罪呀？”沈醉深吸一口气，说出真相——当年在上海、重庆、南京，他曾亲自布控，对周恩来进行过跟踪与监听。话音未落，周恩来爽朗大笑：“那时候你们顶多算当了我的随从嘛！”
轻松的语气化解了尴尬，但接下来的话却意味深长：“共产党只讲阶级仇、民族仇，从不计个人怨。特赦你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今后要把军统的黑幕统统写出来，让年轻人知道革命不易。”沈醉连连点头，却仍忐忑：“我们还能做什么？”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写实录，就是贡献。真实最重要，政府不会追究，你尽管写。”
离开西花厅时，沈醉的步伐前所未有的轻，却也沉甸甸。他回到住处，拿起笔，先写了一段《我所知道的戴笠》。1963年11月，他再次被周恩来、陈毅邀赴人民大会堂。酒过三巡，周恩来举杯笑道：“沈醉，你‘害’了我，昨晚看你的稿子看到天亮。”一句玩笑，让全桌轰然。沈醉慌忙说：“以后尽量写短。”周恩来摆摆手：“不在乎长短，只求真实。”
此后十余年，沈醉先后完成《军统内幕》《戴笠其人》等文，档案材料、亲历细节铺陈开来，成为研究军统的重要史料。1981年，他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大会受访时感慨：“三十年过去，从反共特务到爱国人士，这变化太大了。”不少记者惊讶，他却淡淡补一句：“党教会了我，历史可以改变人。”
沈醉的笔最终停在1996年。那些字句里，有权谋，也有恐惧；有阴影，也有忏悔。而1961年那声“请罪”，像一把钥匙，将封闭的往事彻底打开。有人说，这是一名旧特务的救赎，也是一场宽以待人的政治实验。事实胜于雄辩：在国家巨变的洪流里，个人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找到后来的人生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