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渤海冷风直往衣领里钻。傅秋涛带着鲁南区两个团抵达滨海，小伙子们依旧是单军装，露出青紫的耳朵。护送部队的民兵悄悄议论：天再凉几度，恐怕真得冻掉脚趾头。谷牧站在码头边，看着船上卸下来的几袋白面和旧呢布，心里直打鼓——华东局囤在军分区的救济物资正放在仓库里，钥匙就在自己腰间。
谷牧熟悉这片土地，八年前他就领着滨海群众刨井修渠、练民兵。可眼下最紧要的是御寒。军需仓库里，本该留给分区部队过冬的2000套棉服整整齐齐码着，另一角落，还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来的呢布、毛线。按照制度，动这批物资必须逐级请示；然而华东局机关正在紧急转移，电台连续三日只嘶哑出杂音。谷牧盯着那堆白花花的棉花，心里盘算：再拖，兄弟们恐怕先倒在风雪里。
他拍板。夜里灯火昏黄，军分区后勤处组织了十来台纺车，女民兵粗布包头，飞针走线。两天后，傅秋涛部拿到第一批棉衣，团部干部还分到合体呢制服。战士们围着火堆，比划着新棉袄，连说“暖和”“像过年”。谷牧暗松一口气，自认不过是支前职责里再平常不过的一笔。
事有凑巧。12月中旬，饶漱石结束延安之行，经日照赶赴滨海。刚下车，一份“物资出库清单”就摆到他面前——800余套棉服、30匹呢布、若干皮革已发往鲁南前线。饶漱石眉头紧锁，当即召集骨干质问，话锋犀利：“没有电文，没有口头批示，你凭什么动华东局物资？”
会场里气氛僵硬。谷牧主动起身，一条条说明：仓库钥匙在手，联系不上海上指挥部；前方急需，不动会有冻伤；再则敌机侦察频繁，若仓库被炸，损失更大。饶漱石却拍桌反问：“制度不是摆设！”甚至撂下重话，称要考虑调整谷牧职务。
几名老政工听得出，这不仅是物资之争，更是“集中领导”与“临机应变”的碰撞。其实，华东局早在抗战末期就强调“先请示后行动”，原因很简单：那时经费紧张，任何浪费都可能拖累全局。问题是，战场变化跟天气一样，说变就变。滨海之冬，比纸面指令更快一步。
谷牧沉住气，他不争论情绪，只扼要重申事实：若再等一天批复，战士们就得生火守夜，耗掉至少十担柴火与两日口粮；而库存里多余的呢布，敌军若抢去，只能让对方加厚军衣。数据面前，饶漱石沉默。会后，他并未下达处分，只口头提醒“下不为例”。
这场波折，没有档案记大过，却在基层干部间口耳相传。有人说谷牧胆大，也有人说饶漱石太板。可对普通民夫来说，谁对谁错并不重要，他们只记得那年冬天扛着300斤粮包，踏雪过沂河，沿途有热水、有棉被，没让队伍里任何一人掉队。
淮海战役结束后，1949年1月的贾汪会议上，两人又见面。会场人声嘈杂，谷牧笑着凑过去，轻声道：“饶政委，两年前您说要撤我的职，我一直等通知。”饶漱石摆手：“算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一句轻描淡写，把那年冬夜的紧张写意成一段插曲。
回头看，滨海支前的体系已臻成熟：四个运输支队、1.7万多辆小推车、二十万条担架井然有序；三个月里，光是煎饼就摊出一百四十万斤。数字背后，是“见缝插针”的土办法，也是无数像谷牧一样拍板担责的前线政委。没有他们的“犯规”，很多“规定”可能永远赶不上战线的脚步。
有意思的是，后来整理作战总结时，华东局专门将“临机调整后勤物资”列入可供借鉴的紧急条款。文件里没点名谷牧，却把“先战斗需求，后补充手续”的原则写得明明白白。至此，那场仓库风波算是正式落幕——它提醒所有人，纪律是必要的，而灵活同样不能缺席。
多年以后，滨海老兵聚会，提起46年那件灰呢军装，仍能说出哪根缝线是自家嫂子扎的。当年的风雪和争议，被一句“穿得暖”轻轻覆盖。历史留给外人的是脉络和结论，留给亲历者的，却往往是一抹实实在在的体温。
